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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零一师炮四连
孙将军既命我办小型的军报，我问他军报用什么名字，孙将军说：“我平生最佩服岳武穆，更敬佩他母亲为他背刺‘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们的军报就叫‘精忠报’吧。”于是我利用永安堂的物资办了一份小型的军报《精忠报》。军政治主任葛南杉将军和一位上校陈秘书、一位中校梁秘书都参加办‘精忠报’。我对办报完全是外行，幸梁秘书有经验，对我指导甚多，后来我们成为好友。孙将军又派他的侄儿孙克刚来督导《精忠报》。但他的第一个意见我就不接纳。他要我增辟一栏“大人物的小故事”，记载军中上校以上人物的生活小故事。孙克刚是上校，当然也包括他的生活琐事。我当时少年气傲，说：“新一军里配称大人物的，算起来，恐怕祇有孙将军一人。”我没有增辟这一栏，他十分不高兴。当然《精忠报》办得不好，我已不想负责，正好新一军奉命北上与共军作战，军报要随军北上。我觉得现在抗日战事已胜利，我应该退伍复学了，于是一心祇求退伍。辞了《精忠报》的责任，请陈上校秘书为我办退伍。
新一军在缅甸作战时，军纪是非常好的。官兵人人奋发自律，到了广州后，由蛮荒之地，忽然到此膏腴之乡，社会的引诱多，克已自律的精神不如前，加以渗入不少新人，借着军人的声势以欺人之事是常有的。就我所接触，在永安堂住宿的几位新人，就受流俗的影响而不克守自制。有一位中校秘书，能诗善画，自许为读书人，常对同僚的不守法而叹息，我以为他是比较正直的，晚上常到他房间闲谈。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住在永安堂内的几位秘书，知道永安堂内有不少敌伪留下的白报纸，现在由你在管理，他们要我问你，是否同意把白报纸卖了大家分用，以补贴微薄的薪俸。”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常自许为读书人的而竟出此言。我说：“我们奋斗八年，现在刚胜利，收复失地，沦陷区内百废待举，我们应继续发挥抗战时的克难精神才是。”他微现羞愧说：“正是，正是。”我就告辞，结束了谈话。
这一夜，我愈想愈害怕，因为这一群秘书已起如此心意，今晚他们的要求虽然被我拒绝，将来的演变很难预测，永安堂的物资由我管理，将来他们如果有不法行为。出了事，一定会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我必须把所有由我管理的物资交还新一军政治部。于是我连夜赶制我所经管物资的清册，翌日请政治部主任葛南杉将军定期点收。葛将军命上校陈秘书主持清点接收会议。我把物资一一点交清楚，祇余一些零碎杂物未列清册在会上公开提出，我记得在零碎物件中有八部照相机却列了出来。会后，一位少校秘书对我说：“你真呆，这些照相机也在会中公开列出，现在大家都动不得了，应该在公开之前每人拿一架，岂不省事。”我懒得跟他打话，掉头离去。
我的故居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同福路。我到广州已几天还未曾回去看看。因为一则工作很忙，二；来听说此屋现仍有日本军人占住，不知日本投降后日本兵的反应如何，我单身一人行动怕有危险。后来我忍耐不住了，冒险一人循着跨江的海珠桥过江。沿途有日兵站岗，每一站岗的日本兵见到中国军人立刻行敬礼，我亦点头答礼。到了老家，房子依旧，有几位日本军人引我进入。他们的态度非常恭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军人的服从性很高，日皇一宣布投降，士兵立即服从，对中国军人行敬礼。我的老家曾被日军征用作慰安所。现今室内空无一物。凡是木制的东西都已残破不堪，其余尚无大破坏。后花园所有花草植物已全不存在，祇见井边有一妇人全身赤裸在众目睽暌之下洗澡。随我而行的日兵，想招手要她前来，我挥手表示不必。家园的残破。早在我意料之中，所以并无特别感触。祇盼望能早日收回故居，让流亡广西的父母早日回来。
我所关心的，除了故居就是母校教忠中学。我初中就读于珠江北岸位于文德路的教忠中学。每日早晨骑脚踏车过珠江桥返学。高中时广州陷敌，逃难到澳门，教忠中学亦迁往澳门，我仍读于澳门的教忠中学。当时教忠中学名义上由董事长金曾澄先生负责，而执行校长职务的是沈芷芳女士。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都视她为校长，称她为沈校长。沈校长是一位女中豪杰，她的刚正坚毅和实干精神在当时广东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她是汪精卫的甥女，当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汪家和沈家的亲戚几乎全追随汪伪政权，唯有沈校长坚持抗日的立场，汪氏曾欲委任她为伪部长，她坚决拒绝，甚至有人竟以锁链、手榴弹置于其家门前逼她就范，她仍领导教忠中学的师生离开澳门返大陆后方自由区的罗定县连滩，开办流亡式的教忠中学。她对国家的忠贞，办事的胆色与魄力，备受当时社会所推崇。
广州市收复未及一星期，其他人未必敢返广州。但我猜沈校长一定已返广州主持教忠中学复校工作。所以特别抽空到文德路访母校。果然一入校门，已见沈校长正忙于指挥员工在筹办复校工作。她知我参加十万知识青年军，很高兴说：“你当国家困难时参加青年军，真使人敬重。”她的话使我无比安慰。因为我自回广州，有些故旧亲戚对我的参军并不以为然，现得沈校长赞许，我觉得有知遇之感。她还告诉，她的女儿──我多年的女同学何某某将于二三日内返回广州，真使我喜出望外。果然几日之后，我与她重逢，经过患难之后，又能重聚，使我感到生命充满幸福与生机。
我最后一次见孙将军是在广州市的政治大学校友会上。我自从因办《精忠报》搬到永安堂住宿，不再去沙面孙将军的邻室办公后，一直未见他。我的印象，孙将军自到广州之后，似乎心情很坏，我不知他苦恼的原因何在，祇见他常发脾气斥责部属。这次校友会的聚会，罗卓英将军和孙将军都是被邀请的嘉宾。罗将军先到，校友会主席介绍各校友与罗将军见面，罗将军与大家一一握手，主席介绍我时，我仍穿着下士的军服，当我伸出右手时，罗将军祇顾上下打量我，迟迟不伸出右手与我相握，使我空悬右手，非常尴尬。一会，主席不得已再次介绍说；“这位孙校友先参加十万知识青年军，后来奉调到缅甸新一军。”然后罗将军才勉强地伸出右手轻轻接触我的右手，我心里自责太天真，见了长官不行敬礼，竟欲握手，亦责罗将军太缺乏风度。不久孙将军到，主席又逐个介绍校友与孙将军见面。我不待介绍，趋前向孙将军行军礼。孙将军答以军礼后又亲切地伸手与我相握，笑说：“你也来了，很好，很好。”
不几月，新一军从海路北上秦皇岛，我全心全意盼望退伍重返政治大学复学，当时我虽未离军籍，但心已不在军营。我父母亦由广西回广州。永安堂的主人胡好先生也回到广州，新一军交还永安堂给胡好先生，我乃迁回同福路的故居。何同学则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补修四年级课程。我常常到中大师范学院与她相会，我仍穿军服，她的中山大学同学多侧目以视。晚上我常从广州市河之南，踏着月色到河之北她家相聚。后来我的退伍请求正式被批准，还发给我一张“直接参加抗战官兵”的证明书。这时政治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于是我返南京复学。
从此，从军生活祇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怀念的军人中人物，是丰富动人的孙立人将军和诚朴忠勇的疥头排长。我的从军于国家无丝毫贡献，祇丰富了我自己的生命。我很珍惜这一段经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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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