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1月01日讯】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在《中国农民政治发展状况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中国农民政治能力”这一概念，并煞有介事的宣称，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量化分析、根据数据测算”，最终得出了一个在中国首次产生的奇葩指数——“农民政治能力指数”，其结果为0.5867，因而可说“我国整体农民政治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在中国大陆谈“政治”色变的肃杀氛围中，别说农民，就连拥有城市户籍，亦或靠近、甚至依附体制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在言语中将有关政治的话题绕开。因此，写着“农民政治”的标题一旦出现，便极有可能让人触目惊心的联想到“水泊梁山”的豪情壮举，无怪乎某网友在读此新闻之后会本能的喊出一句“吓我一跳”的受惊之语。因为正常情况下，中国人其实无法理解，红朝治下的“农民”与“政治”究竟能形成怎样的类比与关联。于是，除了受惊之外，很多人对那份官方发布的报告以及那个在中国首次产生的“指数”都倍感困惑和不解。
按照报告所言，中国农民的政治能力是依据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评价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来进行评判与认定的，而结果也显示，“中年男性农民的政治能力比较突出；高学历、高收入农民的政治能力高于低学历、低收入农民；农村干部政治能力最高，务工农民政治能力最低”。从这番有着因果关系的逻辑中，我们似乎可见两点端倪，其一、所谓的“政治能力”无意中暴露出，在农村也毫无例外的存在着因男女差异、学历高低、收入多少、地位不同所导致的不平等；其二、被灌输政治知识而形成的观念，对政治所持的态度、所作的评价以及参与的可能性都与农民的学历、收入、地位成正比。
也就是说，农村中靠近或远离政治的群体与城市中的也并无二般，亦有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那些体制内所存的，是以村支书或县委书记为轴的农村权贵们，他们因为有了靠山与后台而能坐上领导的高位，因坐拥权势而能为攀附于自己的庞大家族带来巨额的利益。称霸一方之后，呼风唤雨之间，这个依傍权势而成的群体显然是农村中学历最高、收入最多、地位最为显赫的人群。得益于集权、专制、暴政的他们，自然对马列毛的理论与思想恭维有加，并对红朝的独裁政权表现出顶礼膜拜的忠诚态度，更是对维护特权的政策与指令惟命是从。若说农民的政治能力可从他们身上窥探一二，便是合情合理、符合实际。
然而，相对于这些农村中的政治当权者，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却只能沦为倍受政治压迫的不幸者。长期身处的恶劣环境以及被强制收取的苛捐杂税已经致使农民的生活极度堪忧，如今靠卖地来获取暴利的当地政府则更是意图通过强占土地，将农民推向更加举步维艰的境地。无地可耕的农民被逼无奈之下，只能前往城市寻找能够生存的栖息之所，但现实的结果却不断呈现出即便进城也无业可就、即便打工也毫无保障、即便遭遇不公也无处申诉的悲惨遭遇。这些强权下受尽欺凌与压迫的大量农民，一旦让他们有机会涉及政治、彰显政治能力，那么
中国的未来便极有可能发生难以想像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自然是如今的政治权贵们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说，中共安插在农村的地方官员以及政治代表，其体现于压迫与盘剥的政治能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与此同时，真正意义上无权无势、甚至无地可耕的农民，其政治能力实际不过是莫须有，那么，上述的官方报告中所发布的“农民政治能力指数”，以及由此得出的“我国整体农民政治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的结果便可被视为出乎意料的合理。正如中国贫富差距大的惊人，被折中之后，大家的生活也都处于小康水平一样，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合理。只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表面的和谐之像所掩盖的，不过是有权欺压无权、官员搜刮百姓的龌龊与卑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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