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5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欣玥台湾云林报导）路寒袖，台中苑里人。四岁那年他的母亲坚持带着孩子回到父母居住地，从此却也离开了她亲爱的孩子，失去母爱的路寒袖在祖母的照顾下依然有着快乐的童年。其实在那个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年代，供给他成长奶水的母亲是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乡间田野是他的游乐场，大自然的溪水石头是他的童玩，文学的种子也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
早期的房子多半是没有任何铺设的泥土地，祖母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地上永远扫不干净的灰尘，也把他扫进洗石子光滑平整的妈祖庙大殿，他开始留连庙前，关注这里的摊位与人物，跟着祖母参与庙会的各项活动。
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活动之一的妈祖庙会活动，在绕境祈福过程中，等候銮驾的人山人海蔚为壮观，时辰一到，夹道的人群全部下跪，连一些外地游客或不懂民俗站立的少数人，也会在义工的哨子声下屈膝，用身心接受民俗活动的洗礼；然后是震耳的鞭炮声四处响起，震撼的临场感让人激动十分；然而，他最担心的是身后跪着的妇女，因为心情紧张和激动的氛围，手上拿着的香会跟着身体禁不住的抖动，贴在他背后的香火将他的衣服烧得点点破洞，留下的印记就像丰富热闹的民俗传统影象深深的镌刻进他的童年记忆里。
在三月的妈祖庙广场前进行着三种不同的演出──歌仔戏、布袋戏和九甲(高甲)南管。雀跃的路寒袖比任何人都专注在布袋戏的戏码中，他经常探头窥视演戏的师傅在布景后方的动作，就算戏演完了仍然守在后台，直到戏团收拾完毕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祖母嘲笑小小年纪的他担负的任务好比最后拆除舞台棚子的工人，那里知道这正是他日后认真谨慎与细腻的写作态度初露端倪。
野台布袋戏中的每位师傅都是他文学种子的启蒙者，更是他日后文学写作的重要养份来源。戏中离奇、诡异、奇幻的想像力是如此荒诞不经，至今他还记得主要人物六合善士，以及风尘三侠中代表道教的的天生散人、代表儒教的卖唱生，和代表佛教的老和尚等鲜明的角色；记忆中许多令人激赏的台词，例如老和尚所居住的地方是现代卫星导航无法搜寻，叫作“九弯十八拐鸭母寮猪哥窟”的地方，而一个人物的名号可以取为“袂出洞门脚步踹一下地球翻三圈”，剧中重要的主角具备的九层金光体则巧妙的运用晃动五彩布条来表现，……所有种种具体的形象、充满想像空间的台词和故事情节在在令他叹为观止，他认为这些奇幻的文学想像力、创造力是绝对不输给“哈利波特”和“魔戒”。
另一个伴随他成长的是在铁路局上班的父亲所营造的“流动教室”，火车上蒙尘的玻璃窗成了他们父子的黑板，开始汉字和地理的课程；奔驰的列车启动他的视觉、听觉与嗅觉，让他从不同角度认识自己所生长的环境──浓烈的恶臭是台化工厂的飘烟、香Q圆热的是童年美食彰化肉丸、啜饮从剑井一掬的鼓舞和甜美，有东北季风中浪漫的浓雾笼罩在铁砧山上的图画……在成长的环境中，他仔细且用心的读著身边的一景一物。
高二那一年他开始接触有“台湾新文学之父”之称的赖和，一直浸淫在传统文学里的他起了很大的震撼，觉得必须进一步认识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的文学发展脉络，于是他把大部分的生活费用都拿去买书，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每天只吃一颗牛角馒头度日，不幸的是过不久就把他的胃给吃坏了。碰巧某制药公司举办排球赛，凡参赛者都可获得胃药及胃乳片的参加奖，于是他半哄半骗的组建了一支球队，以首场二比零的成绩败下阵来，顺利赢取一大包的奖品，这些药品稍稍缓解了他的胃疾，而肉体的病痛让他更切身的体会时代另一种深沉的觉醒，与疼痛一样撼动心扉的文学历史……
赖和生于1894年，卒于1943年，他不仅是位仁医，也是一位有着民族意识的台湾勇士，他虽然接受正规汉文及传统的文学教育，却不抱残守缺，他身体力行支持并鼓励新文学创作。他曾写过 “我生不幸为俘囚”、“勇士当为义斗争”的诗句宣泄被异族统治下内心的悲愤。如今他写过的〈前进〉被镂刻在八卦山下，在八卦山光影的映照下，赖和的叮咛永远留在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上。他不仅是开启台湾文学的先驱，也树立了现代新文学和台文文学的典范。
身为医生的赖和视病犹亲，受人敬重，爱国反骨的精神却让他的生命走得比一般顺民还要坎坷，也为自己带来牢狱之灾，在第二次出狱后的隔年就不幸英年早逝。他出殡那天可谓万人空巷，那些患者因为贫穷付不起医疗费用，在他善巧立下的借据中，让患者一方面感念恩情才又有勇气继续就医，这些借据则会在过年前全数被烧掉，这份照顾患者尊严的善举和恩情深深感动彰化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被他仁心仁术关照过的患者尊他为“彰化妈祖”。
另一位影响他一生的文学家是杨逵。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送报纸一边读书，以一部〈送报伕〉的小说获得日本《东京评论》文学比赛第二名，第一名从缺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把首奖颁给一位殖民地的台湾人，不过这个奖项至少肯定了杨逵的文学才华。小说的故事内容叙述社会对立的劳资问题，不公平的压迫剥削不是来自不同族群，而是来自不同阶级的问题。他在小说中揭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个彻底浪漫的社会主义信仰清楚的展现在他给孩子所取的名字，其中以杨资崩最为明显。
因噍吧哖事件，日本派兵镇压，那时才十岁的杨逵从门缝看见日本强大的兵力，至为震撼，这一幕使他深刻感受到身为被统治者的无奈和悲哀，心里埋下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意识。所以当台湾的农民运动向他招手时，他不惜放弃学业从日本归国投入农民组合运动中，并从中认识巾帼英雄叶陶，结为革命鸳鸯。在多次行动中他被日本人逮捕进出监狱共十次，但总共也没有超过一百天；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政府来台后，他因为一篇六百余字的〈和平宣言〉，竟被判刑12年！他多次自嘲这是一篇全世界稿费最高的文字，得以免费获得政府提供食宿温饱12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文字，充其量只不过是国父三民主义思想民主政治基本概念的诠释。
就像鲁迅的弃医就文，杨逵虽然求仁得仁，但也给他的孩子带来灾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政治犯的家属更值得尊敬，既要躲避当局的关注，也在沉重的政治包袱下困苦谋生。杨逵面对所有迫害和不顺遂下始终不为外境所动，对台湾文学的推动不遗余力，他将鲁迅的文字翻成日文，以方便更多接受日文的台湾人阅读，他对生长的土地倾注满腔的热血和理想抱负，都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路寒袖在高中毕业那年拒绝联考，认真思考如何为自己的文学路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因缘际会的跟杨逵在“东海花园”有四个月的朝夕相处，他跟杨逵不仅是前辈与晚辈的关系，后来娶了杨逵的孙女又成为亲戚。共处的岁月中他深入了解一位在大地上耕诗的作家，宛如一朵压不扁的玫瑰，永不放弃心中坚持的公理正义，他感受到文学家对家国民族的热爱，看见这块土地被统治压迫下让人陷入困难的呼吸，高尚的情操和坚持的行动有别于文字之外的教化，让他对土地与民族有另一番深刻的感知。
赖和和杨逵对路寒袖正在摸索的人生方向与文学之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家的高风亮节正是文人所追求的境界，被统治的不平与呐喊，让大学时期的他从杜甫的一首《佳人》的诗句里摘下“寒袖”两字做为笔名。
对于我们生长的土地，经常会因熟悉反而不晓得如何表现这份感情，既像纸短情长，又仿佛任何文字都意犹未尽。吸吮着前人为台湾文学努力所留下的果实，路寒袖对自己生长的地方有着澎湃的深情，深远的寄望，炽烈的理想，这些都无形成为他所背负的使命感。所有从这块土地吸收的许多养份都会一一回馈在文字中。从他对台语歌层次提升的愿景，身体力行在台语歌词的创作，从歌词营造的意境配合优美的旋律都成为自己感情的寄托。路寒袖的选举歌更开创了许多属于本土的流行用语，充分流露出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希望。他亲眼见证台湾土地上政治的现实面，深深感慨一群充满热情的好人聚在一起时却做起坏事来。不过，就算台湾的自由民主走得如此坎坷，他依然把对地方的感情、对人世的浮沉、对自然的歌咏都透过相片与诗篇呈现感性的抒发。
年轻就展露文学锋芒的诗人，以三十余年的历练把他对土地真挚深沉感人的情怀，以写情诗般记录在他的新书里。关怀本土的同时也将视野领向国际，所以继他的三本摄影诗文集《走在，台湾的路上》之后，他持续用脚走出对土地的爱，用相机记录对台湾的感情，用诗写出对台湾的依恋；他将本身特有的细腻与慈悲化成文字、谱成诗篇，把理想和意念融进每块走过的土地上，他的脚印踏过台湾的北、中、南部，这些耀眼的花朵集结成他的新作──《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书中有各地地理与人文风光，有对社会的关注与期待，有他的温柔和感慨，有他的低吟和冀望。他之选择用诗表达对土地的感情，不仅因为诗是音乐性最强的文学，也是另外一种影像的重现；诗是会跳舞的文字，诗是用文字在画图，于是他用诗跟影像描绘这个美丽有情的宝岛。
在踏进有九十年建筑历史的虎尾故事馆时，工作人员交给每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让我们开启诗人对土地蕴藏的浓情密意，忘情聆听诗人走在台湾文学路上，也静听尘埃落下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