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出生于中国大陆天津，现年84岁的中国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现任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6月20日揭晓的第一届唐奖“汉学奖”荣誉归属于他。接受媒体访问时，他表示觉得自己“受之有愧”，“很意外，也不敢当”，流露其知识分子谦冲的本色。
他早年肄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遭逢国难，1950年，时年二十岁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
在中国当代史学家中，余先生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著称于中外学界。余英时先生继承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未竟的事业，“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余先生感情醇厚，为人质朴、平实，纯粹学人的风骨，虚怀若谷的气质中发散着威武的尊严力量，从不为现实政治风云和各种社会势力所束缚。独立于党派之外天地宽，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都不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他以一种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他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见陈奎德《煮酒论思潮》序）。
他深入理解西方理论，转而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与文化，所阐述的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等理论，深刻影响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他阐述西方文化以“外在超越”为主流，认为在现实世界外还有一个理想的超越世界（彼世），进以批判现实；而东方主流的儒家、道家价值观则是“内向超越”──现实、超越两个世界不即不离，追求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唐奖”官方公布的余英时先生的获奖理由是“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作为一个治史的学人，余英时先生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以《情怀中国》为名），而他的风骨一则透彻体现在对共产制度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上。在中共“六四”天安门屠杀学生之后，他凛然无惧的批判精神更是淋漓尽致。他多次撰文谴责中共暴行，并誓言决不回国，不与共产党有任何层面的接触。香港回归后，他连香港也不去了，他曾言：绝对不去“共产党所统治的任何地方”。同时，他不辞辛苦地主持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工作，热忱接纳那些被迫流亡的中国知识份子和学生，帮助他们安身立命。这些中共治下的学人身上难以掩饰的共产党文化造成的人格缺陷和遗留的思想毒素，亲身交往中难免让人惊怵，但是余先生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理解并感化之。他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强权的不妥协，显示出一个真正的文化学人深厚的宽容和自由独立的人格。＠*
余英时‧简历与著作
余英时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3年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八十年代中后期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兼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自1974年至今获得多项学术荣誉，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并于1974年当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早期以英文专书和著作在美国崭露头角，中年以后为了让东方读者也能理解，改用中文撰述，60年间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论文400多篇，许多理论至今仍为学术界称道。
余英时的人生实践和语录（内文采自维基百科）
＊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中共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
六四事件发生后，当时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份子和学运领袖来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的催生功不可没。余英时2014年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宇宙，习近平时代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中共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
＊透析中共的“假历史”：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
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
＊“拒黑手，反垄断，要新闻自由”
公开支持拒绝中时运动：2012年，余英时把亲笔信函〈覆黄国昌先生函〉传真给澄社社长黄国昌，公开支持台北青年学生“拒黑手，反垄断，要新闻自由”反旺中的拒绝中时运动，批评中共透过蔡衍明收购台湾媒体控制台湾舆论，呼吁台湾民众以香港为鉴，要尽一切力量维护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
＊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 不看好习近平的“中国梦”
2013年，余英时接受专访时表示：不认为中国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变革。不看好习近平的“中国梦”，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则，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
＊关心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核心价值
2013年，余英时表示中共对付香港特首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大运动，而这确实打中了香港官方和亲共人士的政治软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与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
2014年，港台媒体转载余英时对太阳花学运反“服务贸易协议”看法，指大陆以经济促进统一的障眼法已被识破，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中共极权政府极端不信任。这次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
＊中国文化的“内向超越”轴心在“天人合一”的“道”
将中国轴心世纪的突破和西方作对比，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
＊透析共产党（采自安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1998年4月）
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组织，跟最坏的黑社会一样，你进去以后不可能活着出来。要不就跟它一样，好人你就靠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