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10月06日讯】按照这一概念和政策，我的大儿子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之后只能上山下乡，经过若干年“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后，可能被招进某个工厂做学徒或普通工人。我的小儿子会幸运些，毕业后不用上山下乡，会直接被招进某个街道小厂。这就是那个时代我的儿辈们的“梦”，也是全国所有的“阶级敌人”和“候补阶级敌人”、绝大多数的“臭老九”以及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儿女们的“梦”。
出现这种十分扭曲的现象，怪谁呢？要怪就只能怪那个时代和主宰那个时代的“伟大领袖”以及他和他的战友所创立和至今依然坚持的整个官僚体系。
至于“伟大领袖”，君不见他老人家心血来潮一次，也就是做“荒唐之梦”一次，中国人民，上至他的“亲密战友”，下至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会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一次。一些理论家直到今天，还把“伟大领袖”的这种心血来潮或“荒唐之梦”，吹嘘成是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是匪夷所思！
我的不幸恰恰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所幸的是，我居然活着看到“伟大领袖”与世长辞，看到“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看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复出。“伟大领袖”的许多“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明决策”被废止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总设计师”主政后干的第一件“大好事”，就是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而且不像10年前那么看重“出身成分”，更多的是强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我的两个儿子都得以幸运的跨进大学之门，并进而到美国留学和定居。这样，我至少能像一般人那样，把自己无法圆的“梦”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了。
更出乎我意外的是，从1979年年初开始的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之春风，也吹到了“玉门关”外的广西。22年前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被摘掉了。尽管由于某些基层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的干扰，党的政策在我身上并未完全落实，但毕竟恢复了我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遗憾的是这时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光被浪费了。历史同我开了个大玩笑：我想做“梦”的时候不准我做“梦”，我可以做“梦”了，但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圆它！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真是读透了中国历史的经典之言。我的智慧学识和才气本领当然不敢也无法与冯唐、李广、贾谊、梁鸿这些先贤们相比。他们生活在“圣主”当政的“明时”，也竟然发生了“易老”、“难封”、“屈于长沙”和“窜于海曲”之类“命途多舛”的事，而我呢？我的“圣主”在哪里？我生活的时代是“明时”吗？这就难怪我的命运为何如此多舛了。
我就这样无可奈何的从“知天命”之年，经过“耳顺”之年和“从心所欲”之年而进入“耄耋之年”。
作为耄耋老人的我，还能有什么“梦”呢？
健康和长寿毫无疑义的是古今中外老人们共同的“梦”。我当然不会例外。
在“健康长寿”中，我以为，第一位的应是“健康”。没有健康的长寿毫无意义。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年得了海默尔氏症（即老年痴呆），2007年我回国后专程到桂林看他，他已“不认识”我。2009年见到他的时候，他躺在“桂林中医院”的病床上，连老婆儿子都“不认识”了，吃东西要人喂，大小便拉在床上。看到他这个样子，回想起当年他同我在桂林和上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的情景，我非常悲伤。这年冬天他的家人告诉我，他“走”了。我以为，无论对他和他的家人，他的“走”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