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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7日讯】据明报10月7日报导﹐落实《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是1997年以来“一国两制”面对的最大考验，是极敏感和重要的一项立法，先以咨询文件就立法方向征询民意，再以白纸草案就条文细节作咨询，然后才把蓝纸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是必要的步骤，也是香港的一贯做法。过去很多重要性不及23条立法的法案也这样做，公众实在无法明白，政府为何坚持仓卒立法，不作白纸草案咨询。
说赶急吗﹖政府闭门预备了5年，何以吝啬给民间多两三个月的时间﹖说效率吗﹖立一条“好的法例”，不是比快两三个月完成立法程序更重要吗﹖
蓝纸草案阻理性讨论
白纸草案和咨询文件不同，它是完整的法例草稿，比咨询文件细致得多，对法律专业人士来说，咨询文件的建议不过是框架，未看完条文的每一个字，无法肯定法例的真正意思和影响范围，说支持或反对都作不得准。
白纸草案也和蓝纸草案不同，它不是政府的既定立场，有修改的空间，蓝纸草案是行政会议正式通过认可的立法文本，政府有责任使其通过，会尽最大努力去游说推销，若要修改，须有大量立法议员支持，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角力而非理性讨论。
公安条例是反面教材
公安条例是一个好的反面教材。当年中英两国未能就公安及社团法例的过渡达成协议，候任特区政府被迫仓卒自行立法，咨询和讨论不够，结果就在一项原本以为争议性不大的条文细节上出事，造成了近年无数的警民冲突和不必要的检控。这项细节，是关于游行集会须事先取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单就原则而言，要求集会组织者在可行的情??下，事前知会警方，让警方可以因应游行路线及集会地点和人数，作出恰当的安排，避免交通受到太大影响，是合情合理的。警方不可以无理否定示威者的计划，因为通知程序的目的只是知会，不是要警方事先批准，所以叫“不反对通知书”而不叫批准书，其精神是尊重集会自由这项基本公民权利，只要无损社会秩序，警方不会因为示威者缺乏组织或者来不及知会，没有“不反对通知书”便禁止和平集会或提出检控。这些都是当年立法的指导原则，听来都很有道理。
仓卒立法遗害深远
可是，一旦法例把原则变成细节，取得“不反对通知书”便成为合法游行集会的必要条件，没有通知书的便是非法集会，就算是百分百和平的集会，或者警方事实上已收到风声，作好了准备，也算是非法集会，警方不采取行动，便是执法不力，律政司不检控，便遭到批评，说有法不依。结果那些不认同通知书制度的激进政治组织，找到理想的“公民抗命”示范机会，政府被迫（或自愿）一次又一次地检控和平集会的大学生，不停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
如果当初立法时有白纸草案咨询的机会，法律界或许可以向政府指出，实施类似的游行知会制度，应该有额外的程序保障，例如让警方有权以口头查询所得代替书面通知，集会组织者若拒绝合作，结果造成问题，危害社会秩序或他人权利，才会检控。这样便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冲突。
假如法例订得这样开明合理，还有人故意不守法，社会和国际舆论都不会同情。
公安条例的教训很清楚，仓卒立法，遗害深远。请勿重蹈覆辙，给市民一本白纸草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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