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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8日讯】东汉末年和唐末的农民抗争，香港的中学教科书称之为“黄巾之乱”与“黄巢之乱”，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却将这两段史实“定性”为“古代农民起义的里程碑”和“中国农民起义的崭新阶段”。
“作乱”与“起义”众说纷纭，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我们尚且分不清他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今天要我们判定“现行”搞事者到底是颠覆还是起义，更谈何容易？
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日前在介绍基本法23条咨询文件的记者会上，讲了一番很有趣的话，她说：“看我们的中国历史，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就是叛国，因为他勾引外敌，黄巾、黄巢起义，只是入于颠覆”。
幸好叶局长在21世纪的香港当官，如果她活在文革时代，肯定会因这番话被斗垮斗臭。叶局长既称黄巾、黄巢为“起义”，又将之比喻为“颠覆”，假如张角、黄巢未死，试问特区政府要拥立他们为王，还是要治他们“颠覆”罪？
中国历史之所以革命与反革命难分，在于昔日的革命或反革命分子与后来的统治阶级有历史上的相似性；他们是王是寇，关键在于能否将原来的政权“颠覆”掉，一旦“颠覆”成功，所有历史上与他们相似的“祸乱”，都可以平反为“起义”。
叶局长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说明英美国家也有法例禁止鼓吹以武力推翻政府。这些例子其实不甚恰当，因为人家是民主政府，任何个人或团体以少数人的暴力来推翻大多数人票选出来的政府，必然是不义和“反革命”的；人家立法的目的是要阻止野心家篡夺民主政权，并非要在“异见人士”的头上放一把刀。
至于中国大陆，目前政权的本质与一千年前没有多大分别，成王败寇的逻辑依然通行，23条立法的目的旨在阻止民众推翻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的政权，与民主国家的类似法例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特区当局将“颠覆”罪界定为透过发动战争、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严重非法手段，恐吓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吊诡的是，一旦真有人“颠覆”了这个政府，这条文就不可能再生效，甚至变为“反革命”的罪证。对于一个今天革命、明天变成反革命的国度来说，为“颠覆”而立法，实在多此一举。
转自《香港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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