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夏惇侯采访报导）4月17日，江苏访民许冬青和杨丽母女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医的愿望再次落空。人还没有到医院，就在附近的府右街被当局劫持遣返。当局为阻止二人上访投入大量人力。人权律师告诉大纪元，维稳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牟利工具。
杨丽在日本的的姐姐杨彩英4月19日告诉大纪元，她70岁的母亲许冬青患有心脏病，去年9月在北大一院等待手术时，被伪装成医务人员的黑保安捆绑在担架上送回江苏。
这次进京，她们刚出北京南站，就被江苏驻京办人员拦阻、纠缠、跟踪。她们到府右街派出所求助，却被强制送往久敬庄救济中心，随后被江苏公安押回常州，杨丽被判拘留十天。
许冬青和杨丽是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街道的农民。2009年金坛区政府涉嫌违法征地，后来又暴力逼迁。她们因此上访维权，求告多年无果，却成为地方当局所谓的“维稳”对象。
律师：中国访民为什么会走上访道路？
中共各地政府几十年的“圈地”运动引发大量违法征地拆迁问题。数据显示，当代中国平均每天发生500起民众维权抗议事件，其中强迫拆迁占60%。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绍平4月19日表示，他在国内执业时代理过多起访民维权案件 ，“访民到法院起诉，要么不予立案，要么立案以后，走个过场把你驳回，或者拿着一张废纸一般的判决书回来。访民屡败屡战，但是中共始终不会让他们在司法途径上看到任何希望。”
那么访民为什么又寄希望于上访呢？上访一般指到上级所谓政府接待部门或者是到中共国家信访局申诉。
吴绍平表示，在司法系统解决不了的问题，确有极少数访民通过上访解决了。所以，“访民在绝望中看到一根救命稻草，就拼命抓住。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法律在中共国是管用的，哪里还需要信访制度呢？”吴绍平说，信访条例是中共刻意设计出来的，折射出中共体制的权大于法。“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一切由权力说了算。”
实际上，大多访民不但问题解决不了，还会招来地方当局“截访”打压。因为中共有上访考核指标，上访案件数量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所以要对访民实时监控和所谓的“维稳”。
吴绍平说，“所谓的信访制度，根本就不想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相反是要把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了。大量的访民被抓、被殴打、被关黑监狱。”
分析：中共信访制度成为维稳官员的牟利工具
江苏访民许冬青和杨丽去年二月去北京看病时，向中共国家信访局投诉，结果第二天就被江苏当局劫回常州。
杨彩英说，因2013年遭遇黑社会暴力逼迁，母亲许冬青受惊吓后住院，被诊断为心脏病，有猝死风险。妹妹杨丽在2006年被诊断为疑难肾病。因多方治疗未见成效，她们需要到权威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治疗。但因当局屡次阻扰、绑架，一年多来，累计十次没有看成病了。
杨彩英表示，中共在打压访民过程中投入了大量人力。当局这次从北京押解她母亲和妹妹回常州，动用了两辆车。押解人员中有公安，还有保安。尤其是在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当局派出几十人对她家24小时监控，其中有便衣警察，有街道工作人员，还有少部分社会闲散人员。
吴绍平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拨付的维稳经费当中，很大比例用于对访民的控制。维稳官员据此申请经费，实际上是中饱私囊。上访制度衍生出一个商业利益链条，那些官员与开发商、保安公司相互勾结，压制访民，从中渔利。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不会真正去解决访民的问题，反而乐得他们持续维权。
“他们特别乐意去抓访民，因为他们有利益在里面。”吴绍平说，“老百姓依法维权，违反了什么法律呢？一个人如果主张自己的权利都是违法犯罪，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人间地狱。”
2012年，逃脱软禁的山东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披露，地方当局为了看管他全家，仅2011年就用掉了六千万元人民币的“维稳”经费。在当地政府的操控下，那些看守陈光诚的人构成了一个“陈光诚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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