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亚洲时报淼野撰文: 中国政府新领导在2003年换届后，推动了不少制度上的改革增加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其中一项瞩目的新举措就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但事实上，中央领导的良好愿望，每每在地方或个别部委遇上“阳奉阴违”的情形；中央最近就藉一位学者的意见批评了这种现象。
对于“新闻发言人制”，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就曾公开对媒体说过：“目前重庆还没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新闻发布很不规范，对外宣传口径不统一，影响了重庆形象。” 事实上，张宗海这番言论，很可能代表了不少地方官员的心声。
张宗海可能没有忘记，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在10月24日突然访问重庆云阳县，为民主熊德明追讨被拖欠的工钱2178元。对张宗海来说，当日的新闻发布可能就是 “很不规范”的典型。因为，温家宝当着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的面，不点名批评某些干部“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到农民家里看一看，坐一坐，怎么能知道农民的困难呢？”结果，全国媒体广泛报导了这次事件，事件令重庆市很不好看。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3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即提出“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后，中央一直以实际行动推动胡锦涛的主张。但政策落实时，每每就会遇上像张宗海这种着重政府形象多于百姓利益的干部。
从早前上海、北京、重庆等地设立新闻发言人的情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资讯披露，保障知情权的目的，相反成了政府维护自身形象，控制舆论的工具。以上海市为例，在周正毅案、上海房地产专案8成违规、上海房地产泡沫等事件的披露上来看，新闻发言人更多的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为政府辩护，而不是为了更详尽的披露资讯， 往往是媒体披露出来后，新闻发言人才出来否认媒体报道，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不是主动向媒体透露资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在接受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含蓄的指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还是保障官员的职位稳定性，这是需要从根本上去考虑的。
据报导，喻国明建议政府应该在资讯披露问题上建立对称的责任制使新闻发言人制度能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他表示：“责任制的内涵就是，不管他披露资讯还是不披露资讯，相关的责任都应该由他承担。这时他就会有一个权衡：如果不披露，引起的负面效果和损失，他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责任。这个责任是对称的，而不是说我不披露我就不负责任。”
有不具名的中国记者担忧，有了新闻发言人，那个地方的政府未必就更加透明，相反成了搪塞舆论的极好借口。一般的，记者到一地采访时先要跟宣传部取得联系，有的也直接去采访事件（以揭露内幕的反面报道居多）。但是有了新闻发言人，记者的采访就可能受阻，因为事件的涉及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回答问题，往新闻发言人身上一推了事。
这些不愿具名的记者警告：新闻发言人可能被滥用，成为新的“形象工程”，助长形式主义的进一步蔓延。像广西南丹特大煤矿透水事故、山西繁峙金矿爆炸事故、辽宁海城3000多名学生饮用豆奶中毒事故等等，都是记者们不顾个人安危才弄清了真相。而这些地方一旦有了新闻发言人的话，由其“统一发布新闻”，岂不更加混淆视听，为不法之徒张目？这样一来，形式主义就转变成了官僚主义，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只能成为奢望。
50多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12月16 日首度集体亮相。而之前北京、重庆、上海等地都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官方媒体评价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增加工作透明度的一项重大举措。然而，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底是为了促进资讯披露、政务公开，还是为了控制舆论、封闭资讯，实在是有待观察。
附：中央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孔泉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章启月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建超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
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孙永波
民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窦玉沛
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赵大程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王世元
建设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齐骥
信息产业部新闻发言人王立健
水利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顾浩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
文化部新闻发言人李景和
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马建堂
海关总署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黄胜强
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项玉章
环保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岳
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何慧娴
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
台办主任助理、新闻发言人张铭清
台办新闻发言人李维一
地震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强华
电监会新闻发言人谭荣尧
银监会新闻发言人李少鹏
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睢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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