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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6日讯】这一次SARS病毒在中国大陆肆虐泛滥，且殃及他国和地区，世人为之震惊乃致于愤慨。诚如世界舆论所指出的，盖因瘟疫尚在源头刚作怪之时，中共当局就极力隐瞒真相，妄图以其一以贯之的欺瞒手法再度欺弄世人，以至于人们无从防范而耽误了围剿病原的最佳时机。
其实对于这种“欺瞒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早已习以为常，不足为怪。须知：“瞒与骗”乃是中国的国粹，当年鲁迅等五四一代精英，早已剖析其症状，可谓入木三分，而今我们继续踏着先辈的步伐深究下去，作一番刨根究底的努力。
在现今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市场化的社会经济改革，但是市场经济机制所内含着的人格素质要求与本土传统的“做人”道德禀性先天地相抵牾，人们的社会实践出现了混乱，市场的规范有失去了偏差，于是“诚信”一词频繁地亮现于新闻媒体。人们可悲地发现，诚实守信早已是稀少而可贵2，这是由于“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在异化了的文化机制里起著作用。按照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方法分析之，诚实守信行为的意欲情感为真诚的价值。作为对于事物的事实性与真理的虔诚，真诚是对于事物“真”的确认态度，并借之于与客观物质世界交往的必要手段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的主体之间关系秩序上，诚信的社会实践内含着人格平等的道德追求，是基于人类普遍理性的伦理精神和人格期待；但在传统的宗法血缘伦理型的社会境遇，则“做人”成为第一要义，它讲究在特殊的人情主义氛围中，追求亲亲有术、上下有别、差等有序的技巧和艺术3。在这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冷酷无情和欺凌压迫却偏要用温温脉脉的面纱遮掩起来4，拒绝直面人生地予以揭示。文化的基因通过拷贝，一代代地传授下来，业已成为国民的群体下意识。汉民族的文化基因就这样预制了国民性情和价值趋向，因为按照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尽管依照舍勒的价值类型学等级分类方法作分析，诚信的伦理价值显然要比“做人”的价值高出若干等级5，但在血缘型伦理势力场中，两者常会抵牾而诚信落败6。所以在百姓看来，在一个“真实”的社会中（即非纸面上的），诚信者只是书呆子，是注定不适应、混不开的。诚信意味着老实无能，是低级的行为价值7；而善长于“瞒与骗”的艺术、会修饰伪善自己者倒是能大行其道的。
再者，说起文化传统，不仅有老的传统，更有新的孳生产物和泊来品。按照阐述学的方法，传统不仅陈迹于已消逝的历史长河之中，还积淀于现时代之中，并且更是指向未来的价值趋势，它是于老百姓的日常实用中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之中而不知其所以的那些东西，在此特别要提及的，就是现行的最主要的，即共产党的党文化传统。
论及党文化，得先弄清其面目真相。须知，共产党乃是一个低贱性质的政党，因为它的党章就是申明为低贱性的“无产者”效劳的，只有那些低贱无耻之徒，人格低下者才会主张“共产”——与别人、有钱人均分财产，并以文字记载入党章国法之中。长期以来，中共的成员就是以那些低贱性之徒：流氓无产者，地痞，无赖和德性、智慧低下者构成其主体，它的党徽图案：铁锤和镰刀明白无误地张扬其低贱性价值倾向：使用着低等级劳动工具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大老粗为其党国的“主人”，为其“先进”，为其“劳模”。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热衷于搞体育竞赛；且回想起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特大火灾、长江特大洪灾的时候，共产党的私家军队漠视人类高等级文明的工具，而是将士们用自身躯体赤身肉搏天灾，其悲壮和愚昧就可想而知，其实这些都是在崇尚在炫耀与其自身特征同构的人的四肢躯体发达的低等级特性，是其低贱性本质的外杨。
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在西方回荡了几千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倘若将苏格拉底的“知识”看作是与美德密切相关的人文素养类知识的话，那么在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意义上，苏格拉底命题的否题“非知识即非美德”，我想应该是成立的。而在现代中国，既然是低贱之徒“领导一切”，其内在的轻视知识和缺乏文化素养，敌视知识分子的禀性必然决定了其品行操守的下贱性质，因为正如前面所说，人的内在价值感情将是成为行为意欲的行动方向。那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脚上有牛尿的人思想最干净”，“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等等的毛式话语都是其连接价值感情和具体行动的思想中介，并且从中可以看出其行为的价值指向所在。
既然是以低贱性的品行操守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就很自然地难以与“真诚”，“诚实守信”等较为高贵的品质相连接，进一步地，打造并内化成为自身的禀性8。再则，共产党一面是充斥着下贱性的行为意欲，其另外一面则是由马克思主义教条转化而来的极其高超的宣教，大而无当的口号充斥着一切媒体和标语，如雷灌耳，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解放全人类”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斗私批修”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啊，“学习雷锋好榜样”啊等等，并且不断地造圣、造神，制造“英雄”、“模范”样板。那么如何填补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鸿沟？以并联这两者而不悖？答曰：“瞒与骗”。或曰：撒谎。试看：在八十年代中国，捧出了一个少年英雄样板：赖宁，然后经过共产党的“瞒与骗”术洗脑，竟然培育出了数十个少年纵火犯！此亦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吧？！在中国，任何一个学生从幼儿园起，被不断地灌输着“共产主义的道德”之至上理想和伦理理念，然则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搞起“精神文明建设”来，提出了所谓“七不规范”，当年就有一美国伦理学代表团来上海作工作访问，并与中方进行学术交流，其中有一位美方学者质问道：象你们中国那样的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出来的学生，应该是“满街都是‘圣人’”啊，何苦搞“七不规范”？须知：这些“规范”条例在我们美国人看来，只是幼儿园的孩子上课的内容而已。
因此“瞒与骗”就是共产党的必然历史逻辑，是其立党、立国之本，安身立命之根底。换言之，“瞒与骗”是与共产党具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同一的联系，是其无法解脱的宿命。当今国人妇孺皆知：凡一普通公民欲加入共产党组织，其必要条件是在党旗之下大言不惭且振振有辞地宣誓作假：“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全中国共有四千多万的中共党员分子，试想：有哪几位敢于站出来，扪心自问一下：“我愿为部下的利益献身？！”。而一旦通过了如此的作假程序，也就踏进了功名利禄的门槛，前程全为党员同志开放，甚至获得了语言霸权，于是进一步获取了作大假，撒大谎的权力。所以说，在中共统治之下，一个“同志”的成就往往是与作假成正比例的，因为这个社会机制是鼓励撒谎作假的，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即是。想当年，一个卑劣的行经，本是可以用“阴谋”的词汇来描述来“正名”恰如其分的，然而此举一旦由中共魁首所谋划施展出，即成了香喷喷、金光闪闪的“阳谋”，全国数十万知识精英落难，而举国上下无数低贱者们为之欢欣高歌，中国的“诚信”可见一斑。我在此只得用红楼梦词句歌咏之：“假作真时真亦假”。
反观西方社会，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人性的阴暗面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撒谎作假只是人的自利性的见证之一，而人之自利（罪）的根源在于人的有限性，它不是来自人的肉体，而是来自于意志9，在根源上欲拔除却是虚妄的，就好比人无法自提头发使其身体脱离地面那样。所以我以为，在现象学认识论水平上，凡“认识”均是由认识主体纯粹自我的自利性作为其内在驱动力，驱动着意向性欲求光芒投向认识对象。因此凡“认识”都带着自利性和主观性。故而，既然非如上帝，而是作为有限性存在物的人，就莫能有绝对的诚信所为。自己对着自己讲真情，可为所欲为，然若对待最亲密的至爱，讲话则有所保留，人能够觉解到如此的境界地步，就可算作是“诚真”的表现10，但作为中国人，“本我”，“自我”，“超我”之间脱节太大，人格分裂太甚。由于无法进入“诚真”的境界，结果还自以为“诚真”得很：表决心，立下战书，写动情的日记，整天带着面具“做人”，日久渐忘而麻木，人却成了面具自身（与面具合二为一）。比较之下，西方人能做得好些，如萨特的命题“他人即地狱”即是。
理解了当代中国的国情，就不难理解[萨斯]事件的隐瞒欺骗撒谎了。
1 本文的一部分选摘自作者论文《论精神力量的强大与孱弱》中的片段。
2 在此所谈论的诚实守信，主要侧重基于较高等级、严格操持、一以贯之的强伦理道德，而不偏重于日常生活中低等级的基本行为操守。要不然，若无最起码的诚信，人们不复组成社会。
3 费孝通认为儒家最考究人伦，而伦重在分别、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见《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35页。故而我以为，尽管古代儒者们书本上大谈特谈“诚”，然而一旦落实于具体操作层面，“诚”者行事都有带着特定的、势利气的人伦人情指向的，绝非如康德的道德“普遍立法原理”那般的泛公共性和普适性。因此指向他人的“诚”（通常是宗法等级秩序中的上级）对于己方（宗法等级中的下级）而言，也许就会虚假得就如同“地狱”一般。
4 譬如就以长生不衰的所谓的“传统美德”：“尊老敬老”面纱来说吧，就因为它是封建宗法等级性质的，按照“规定却否定”辩证法，它的另一侧面乃蔑视、遏制充满生命活力（具有高等级精神创造力）的年青人。只要去看看鲁迅众多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可知道，不幸和苦难总是特别地牵涉着年青人。
5 参阅M-舍勒着：《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M-S-弗林斯和R-L-冯克英译本，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5~110页。以下摘自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8页。在此舍勒提出了著名的“四等级价值样式说”：（1）感觉价值；它包括另人愉快的价值和另人不愉快的价值（2）生命价值；它又可分为高贵的价值和卑贱的价值。（3）精神价值，它又分为三个等级：（A）审美价值；（B）正当与不当；（C）“纯粹的真理认识”价值。（4）神圣的和非神圣的价值。
根据我的理解，“真诚”应该属于（3）中的（B）；而“做人”相当于生命价值与伦理价值中底下等级部分的混合体。另外，从舍勒提出的衡量价值等级标准来看，真诚与“做人“相比较，前者1）持久性较高；2）抽象性（不可分性和不可见性）较高；3）相对独立性较高。4）“满足的深度”较高；5）对经验情感主体之生命体的依赖程度则较为低下。故而，进一步确证两者的价值等级的高低排列秩序。
6 有一个典例颇能说明问题。在文革年代，每当夏天出现高温天气的时候，对民众广播的天气预报辄道：“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4C”。那么可想而知，对于远离政治伦理的大自然现象的报道况且如此“真诚”，何需妄论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诚信度了。
7 在百姓看来，“诚信”之所以尚有存在价值是因为可作为孱弱者的求生策略，即它可博得他人的同情而得到宽恕而已。
8 其依据是拉马克氏的“用进废退”和“习得性遗传”原理。
9 R-尼布尔《基督教伦理学解释》，美国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社，1935年版，第84页。
10 至于如何评价认识的客观性状况，作者另有专文：《论价值的主观性等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