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1日讯】英国统治香港的好处之一﹐就是为香港提供一个保护墙﹐不管国共内战如何﹐我自巍然不动。特别是中共建政以后屡次的政治运动﹐除了文革期间因为内斗 太过激烈失控而祸延香港﹐其他时候香港还是可以偏安一隅。
中共收回香港主权以后﹐江泽民处于强势状态﹐即使党内有人对江泽民的香港政策有所不满﹐例如朱镕基﹐因为形成不了气候﹐不影响董建华只要听命江泽民一个主子就可以了。中共十六大后情况有变﹐党内出现两个司令部。内斗愈来愈烈﹐ 对中国政治并不了解的董建华﹐乃至其他政治人物难免迷失方向﹐对中央出现的不同声音感到困惑﹐并且做出各式各样的解读。香港近期瞬息万变的政治情势﹐也同这个有关。
第一个情节是7月3日﹐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单独北上会晤港澳办主任廖晖和统战部长刘延东﹐带回来的资讯是中央对23条立法日期没有死线﹐ 内容也没有定死。这同特区政府原来公布的资讯完全不同。于是田北俊理解为中央愿意让步﹐于是他在7月4日召开记者会﹐高调公布该党支援延后至年底立法。
第二个情节是田北俊宣布要求延期立法后﹐超过三天没有对游行做出回应 的董建华﹐被迫针对各方疑虑，在7月5日宣布基本法23条立法内容将作出三项修订，包括：取消本地组织从属中央禁制组织的有关条款，加入公众利益作为非法披露官方机密资料的抗辩理由，以及警方须取得搜索令，方可入屋搜查。但是仍然必须如期立法。
于是田北俊被中联办叫去训话﹐中联办是中共香港工委的对外牌子。在立 法问题上一直表现强硬﹐即使在7月1日大游行之后﹐立场不变﹐因此香港“土共”和中共在香港的所有喉舌也持“如期立法”的强硬态度﹐高祀仁还亲自出马喊话。田北俊立场有所动摇。他不知道为何在“一国两制”之外﹐还有“一党两音”﹖
社会上也有不同解读﹐一种认为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共新领导人对香港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这种传言在十六大后早已传遍政圈商圈﹐对“倒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胡﹑温减少“挺董”的表现也可以窥见一斑。另一种则认为﹐田北俊虽然亲北京﹐但是中共不认为他是可以交底的土共﹐廖晖不能在他面前承认立法期限和内容由他们决定﹐因此他同田北俊说的是客套话。哪里想到田北俊是商人﹐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生﹐把客套话当真﹐以为是中央的令箭﹐所以有劳中联办要事后补救。
但是不管哪一种﹐事情捅出来了﹐田北俊如果朝令夕改。对他的政治生涯也是重大打击。已经有人挖苦他是“一日英雄”。为此自由党在7月6日开了一个 会﹐八名立法会议员一起宣布要求延后立法。在董建华背后插了一刀﹐使他如期立法的防线瓦解。自由党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它在保皇派中并非铁秆保皇﹐原因慢慢说来﹕
自由党是工商界的组织。另外一个香港协进联盟也是工商界组织。区别在于自由党主要是港英时期已经事业有成的老资格香港商人﹐以前同港英关系比较密切﹐中国收回香港后﹐他们因为利益需要而亲北京﹐但是旧的政治文化对他们还有影响
﹐虽然他们在立法会的直接选举中失利而需要靠小圈子选举的功能组别获得席位﹐但是还懂得一些尊重民意﹐所以对五十万以上群众上街感到需要改弦更张的压力。
何况这次上街群众一半以上是大专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是他们的重要选票来源。而港进联是中共香港工委一手催生的组织﹐成员多为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做中国贸易或其他邪门歪道产生的暴发户﹐他们的亲共完全是不讲理性的利益需要﹐他们的席位不多。而立法会中席位多过自由党的民建联（加上成员有相当重复的工联会）﹐是走基层路线的中共周边组织﹐他们的领导人同中共有几十年的组织关系﹐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亲共派别能在立法会中取得若干直选议席就是靠他们。董建华不肯延后立法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拖到年底或明年﹐因为立法的不得人心而势必影响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立法会选举中民建联和工联会的得票。田北俊和民建联主席曾钰成是董建华在立法会中的左右护法﹐被董建华吸收到决策机构的行政会议﹐号称“执政联盟”﹐如今一只手断了﹐董建华被迫延期立法。
第三个情节是田北俊在7月6日晚上十点钟宣布辞去行政会议职务后﹐董建华失去在立法会中稳操胜券的多数来如期立法﹐于是连夜召开行政会议特别会议﹐会议十一点多开始﹐凌晨一点半结束﹐接近两点时宣布押后二读﹐也就是放弃7月9日的“死线”。
在这一个白天﹐董建华会见了一些人士﹐包括反对颇力的新闻界人士﹐了解对他的“让步”的反应。这些被晤见的人士中﹐最奇怪的是上市公司tom.com大老板周凯旋。这个名女人原来是董建华家族企业“东方海外”雇员﹐派驻北京办事处。她神通广大﹐在那里结交权贵。邓小平“健在”时﹐第一家族和北京帮要寻找外资建造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就是找到他的﹐所以取公司的“东方”名字﹐但是董建华财力不够﹐只能找李嘉诚合作﹐从此建立双方的密切关系﹐而周凯旋后来也成了李嘉诚的红颜知己。在李嘉诚的协助2000年tom.com在香港上市﹐她成了亿万富婆﹐在中港台传媒界大展鸿图。董建华此时此地见周凯旋﹐显然不是因为要向李嘉诚摸底﹐因为董同李关系非同一般﹐而周同李的关系后来也逐渐冷却。因此估计他是想利用周在国内的人脉了解一下现在中共高层谁说了算﹔两个司令部该听哪一个的﹔官员中的派系又是如何区分﹖周凯旋经历了北京帮的垮台﹐上海帮的动摇﹐是否来得及同胡﹑温的甘肃帮结上关系﹐实属疑问。因此7月7日凌晨董建华最后决定延后立法﹐可能是他任内在紧急状态下无法在北京找到“谁说了算”后由自己拍板的最高度自治。这个决定令香港松了一口气﹐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也。香港股市在第二天大涨以示欢迎这个决定。
其后﹐董建华又身陷“议而不决”的困境﹐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北京 的态度也还很暧昧。遥望北斗星﹐董建华想念江主席﹖继续“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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