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日讯】随着7月1日临近，美国报纸上关于香港的消息也多了起来。一位美国朋友问我，香港到底是怎么回事，香港意味着什么？我对这位并不太了解中国的事情，只能平时谈谈篮球的青年脱口而说，“香港意味着自由”。这句话对他可能太抽象，但对我来说，却是那么具体——
整整9年前的六月底，我第一次进香港，也是唯一一次到香港，那一天，我永远难忘。
1987年初，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由于刊登了“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当局查封。我被迫检查反省了6个月，并被禁止再从事新闻工作。解除反省后我申请到美国留学，当局又百般刁难。整整等待了16个月，才得到那本可以离开中国的护照。
踏上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罗湖桥海关那一刻，父亲眼里噙着泪水向我一遍遍地挥手，而母亲无法承受目送我离别的伤痛，呆在家中。几十个朋友，闪烁着深情和担忧的目光，注视着我一步步地通过海关。因为无法确定，当局会否在海关把我扣押。
20多米的海关通道，我好象走了几年，伴随着紧张、激动和离国别家的愁怅。我知道，就这几十米的通道，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梦想着跨越。因为它是奴役和自由、屈辱与尊严的分界线。
我终于走到香港那边的海关，虽然办理过关手续竟用了五个小时，但仍然没有取代我的兴奋。当晚，我住在一位离港出差的朋友的宿舍。我无法入睡。也许是自由来得太艰难，太不容易，当它来临时，反而难以相信它是真的。我一遍遍地问自己，“真的自由了？”
宿舍旁边是一条闹市街，我在这条街上来回走，我多想看到一个朋友，一个熟悉的面孔，和他一起分享我获得自由的兴奋和激动。望着大街上那些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和陌生人，我强烈的冲动是，想向他们喊一声：“我自由了！自由了！”
晚风，是凉爽的；街上的灯光，是灿烂的；空气，也湿润并甜滋滋的。我漫无目的地在香港街头来回走着，兴奋地走着，一直走到下半夜。从此，香港在我记忆中定格成一个永恒的印象，香港意味着自由！
来到美国九年，经常有美国朋友问我感受。我告诉他们，最大的感受是，当街上警车呼啸时，我毫无恐惧。因为它是抓别人的。生活在自由世界，最大的感受是有保障感、安全感和自由感。
在深圳当记者时，曾看过一个“内参”，记载有一批内地的青年，用钳子剪断了被称为“二线”的广州和深圳之间的铁丝网（深圳和香港之间的铁丝网被称为“一线”），钻过去就高兴地大喊大叫“自由了！”他们以为到了香港。结果当然是全部被逮捕。七月一日以后，这样的青年真的剪断了“一线”铁丝网到了香港，他们会面临和以前一样的命运了。
也许将来有很多中国人像我那样有机会从大陆进到香港，但他们再也不会有我那样获得解放的感受了，因为香港不再意味着自由，虽然它的经济可能还会持续繁荣。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看法太悲观，理由是北京承诺了“一国两制”，并保证“五十年不变”。但这些人如果有记性，了解一点北京政权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共的历史其实可以简缩为四个字：言而无信。
读读毛泽东的“选集”一至五卷，几乎每句话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共产党做的正相反。在延安时，为了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承诺胜利后要施行民主宪政，和民主党派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但打了天下，实行的却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专所有人的政。在“论联合政府”中，共产党承诺，要允许西藏、新疆和内蒙等其他民族“自治”。但共产党掌了权，就强行对这些民族社会改造，继而血腥镇压。从毛泽东的“反右”引蛇出洞，到邓小平的”六四“屠杀，都血淋淋地证明共产党是最不讲信用的政权。
在纽约各界纪念“六四”八周年晚会上，达赖喇嘛的代表发言提到香港时说，我们藏人对北京的承诺有血的记忆：当年北京与西藏签署了“17条协定”，保证西藏一切不变。但共产党一条也没有遵守。当藏人要求北京守诺时，中共就说藏人“暴乱”，派大军镇压。据中共文件记载，枪杀了“八万七千名藏人”，迫使近10万藏民随达赖喇嘛逃到印度。
居住在夏威夷，著有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九龙》的美国作家保罗．泰鲁（Paul Theroux）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述香港回归问题时特别强调，在这样的时刻，香港人一定要对共产党的历史有记忆。他说，“记忆在此刻有特殊的价值。”香港人想“避免羞辱的最好的途径，就是要有长久的记忆。”
因为泰鲁和所有自由世界的人一样，正眼怔怔地看到，在全世界的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民主大潮席卷全球的历史时刻，六百万香港人却要失去自由，对于崇尚自由的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事件。无怪达赖喇嘛说，“六百万不是一个吉利的数位。”因为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是六百万；被中共殖民奴役的藏人是六百万；而今六百万香港人又要被共产党统治。
但有些中国人不这样想。在他们眼里，中国又多了一块地盘，北京政府又多了一个统治的社区，那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在香港，那些怀着对共产党的天真幻想，民族情怀淹没记忆的人，正在欢欣鼓舞庆祝“回归”。在美国，据说有1,200名被称誉为“艺术家”的中国人要组织巨大的欢庆香港回归的庆祝晚会。连六百万人失去自由都要庆祝，这是一个多么弱智的群体！
这种“弱智”来自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的是群体、社会和国家，而不看重个人、生命和自由。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之上，那么，中国的文化价值正相反。这种台湾作家柏杨所痛斥的国家利益至上的“酱缸文化”，加上共产党鼓吹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发酵，就演变成这样的现实：为了钓鱼岛，一个没有人居住、只有礁石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全球游行抗议，那种规模、声势和人数，远远超过对有上千中国人被解放军杀害的“六四”血案的纪念和对北京屠夫的抗议。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观：视土地大于生命；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体的价值。
7月1日，在北京屠杀了学生和市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派遣一万军队进驻香港，还有早已派进香港的多如牛毛的秘密警察和特务。在这样的架势下，那庆祝香港回归的隆隆鞭炮锣鼓声，如同把六百万香港人驱进监狱大门，那狱墙铁门隆隆关闭的声音。对于一直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六百万香港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痛楚的了，因为他们正告别自由……
（原载《开放》1997年7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