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8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报导/香香港回归已经六个年头，香港人一直在摸索，究竟香港应该如何在“一国两制”下摆放自己的位置？董建华政府这些年来的表现，只向北看，为讨好中央，更不惜在短短几年内破坏令香港安定繁荣的要素，就是独立和健全的司法制度以及比英国推行得更出色的公务员制度。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急切地要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时候，她需要的不是另一个国内城市，而是一个在世界经济起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这也是“一国两制”背后的智慧。立法会议员大律师吴霭仪指出，《基本法》实际上已经赋予香港人实现“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权利。
关于香港对大陆所扮演的角色，吴霭仪是这样看：“以我的理解，回归是没有问题，（香港）属于中国一部分是没有问题，很多方面与大陆溶合也没有问题，甚至有一些地方，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很积极的角色，如在法治、专业的发展等方面，所以我们并不是对中央有反感，我们最大的反感是对特区政府的反感，因为她令到即使是《基本法》给予我们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办法用，这是我们最大的不满。”
吴霭仪续说：“《基本法》已经赋予我们‘两制’，为何要破坏？为何（董建华）每件事情都要看中央有没有指示？即使二十三条立法，最可以表现两制的联系，也可以有办法做好，为何要选择一个最差的方法去做？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而是特区政府如何掌握既代表香港而又在一国之下这种关系。”
特首应体现两制
被问及理想的特区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吴霭仪说：“是依照《基本法》代表特别行政区的利益，去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这是《基本法》的条文；‘一国两制’的整体精神，就是保存香港的特色。这是我们期望特区能够做到的。”
她解释：“在政制发展上，《基本法》由一九九七到二OO七年是锁死的，但有很多其他方面并没有锁死，而且十年后可以如何做，《基本法》是给予很大的空间，为何不利用这些空间，为何要压缩权力？这些是我们不可以明白的地方。”
提到已经被高官问责制取代了的公务员制度，吴霭仪表示：“《基本法》很重视公务员制度，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条文都是维护和保存公务员制度。”她举例说：“过去的香港总督对香港可能一点经验也没有，可能从没有到过（香港），但如彭定康，他却很了解香港的事；为何每一次换一个港督，香港仍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那个公务员制度。《基本法》特别注重平稳过度，所以对保存公务员制度是非常在意的。”
问责制实夺权运动
她续说：“当然事物不能永远一成不变，当公务员制度太僵化，应与时并进，改革是有必要，但发生问责制其实是一个夺权运动，不是真正的改革公务员制度，而是特首常常觉得别人是反他的，因此他认为所有的公务员不可信任，于是找一班他认为可以听他话的人去控制公务员，令公务员听话。他用一个不信任的态度去开始，但政府的运作仍然要靠公务员，（高官问责制）令公务员不能够运作，同时政府（在公务员制度之上）所加入的问责高官，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也不见得他们和特首的理念相同，根本是一盘散沙。”
吴霭仪认为香港的问责制引入了一个制度，“就是只要特首挑选，中央任命，他们就可以做问责官员，行使很大的权力，要求公务员去听他们的话，但他们推动的计划是很虚无漂渺、不切实际的东西，问责官员又不会被问责。”她解释说：“因为外国的部长要直接向民选的立法机关问责，但香港的问责制并不是，这些委任的局长是向特首负责。如梁锦松加税前买车事件，香港人认为他不应该再当财政司司长，但特首一声说不用辞职，他就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公务员制度）已经变成没有了制度的情况，但（现在）也不见得他们（董建华和问责高官）有全盘政策在很有系统地管治香港。”
改制后施政混乱
吴霭仪指出，特首推出问责制时曾说过两点，一是更直接向市民问责。但经过仙股事件、梁锦松偷步买车事件等看不到高官没有向市民问责，结果被讽刺为“卸膊制度”，指他们并非“问责官员”，而是“不负责官员”；第二点是，问责制的目标是让公务员保持中立。事实却非如此，为了推动二十三条立法，公务员如保安局秘书长汤显明等天天去拉票，出来维护政策。所以，吴霭仪认为，问责制不单没有发挥到作用，反而令施政情况更加混乱。
普选特首补漏洞
要补救问责制的漏洞，吴霭仪认为最重要就是有全民普选的特首，她说：“因为普选出来的特首，他一定要体察民情，一定要去争取市民的支持，其他的改革就会随之而来；那些问责官员最起码也要像特首那样做。”
她指由八百人小圈子选举出来的特首完全没有认受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没有人会坚持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选举。下一届一定要普选特首，《基本法》容许于二OO七年有普选。而现在要找出一个机制让市民同意这样做。
吴霭仪解释：“普选特首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特首是经过选举选出来。即使是董建华先生，若他经过选举过程，人也会变得不同，因为在选举过程中，他会了解到市民对他的期望是如何，也是对他的一个锻炼，时时留心市民对他有何期望。现在董是做不到这一点。”
毋需修改《基本法》
吴霭仪认为：“要做到现在我们所讲的包括普选特首，立法会议席全部由选举产生，包括改变现在不公平及不合理的投票制度等，在《基本法》内已经有机制容许我们在特区内部改动，这就是《基本法》内容赋予我们的自治权力。”
但要实现《基本法》精神，吴霭仪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一定要由政府带动，立法会三番四次想开始做，但由于政府拒绝参与合作，所以做不成；再加上现时立法会的投票情况，有那些所谓“保皇党”，即是那些无论如何都支持政府的党，是令到此事没法做成的原因，也意味着民意无法透过立法会表达出来，唯有上街表达出来。
不应该走回头路
问到如何看香港人对民主、自由、法治等方面的要求，是否对大陆政权是一个威胁时，吴霭仪回答：“香港人最大的怨愤就是当大陆要朝向法治民主方向发展时（当然它有很多实际困难），香港反而要自动走回头路？若香港是过分要求民主，中央说不，我们可以应付这个局面，但现在特区政府认为我们不应该再有法治，令香港落后于世界很多的地方。”
她又指出，董建华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他不喜欢听到批评的声音，令到任何批评政府的人士自动被政府摒弃于门外。但任何有独立意见的人都会批评一个这样的政府，因此稍为有独立意见，甚至专业人士、保守的大律师等，政府全都不理会，将香港原有的资源削弱。”
她续说：“有很多人曾问我九七回归后只是换了个特首，公务员全部都保留下来，我为何会觉得分别很大？就是因为特首的要求就是整个政府的方针，所以特首若很重视市民的意见，每件事情都去咨询市民，他的政府每一位官员都会这样做。”
普选为两制出路
吴霭仪相信：“若能做到普选特首的话，第一会很快令整个政府变成以民为依归；第二，因为特首是普选的，他对普选立法会就不会有介心，所以就会有一个全部由直选产生的立法会。另外，由于普选特首仍然需要由中央任命，而且根据《基本法》也是有一个提名的程序，所以这个特首必然是得到中央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国两制’就会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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