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5日讯】在芸芸众多的海内外专栏作家之中，林思云先生的文章是笔者最喜欢读和欣赏的少数几个之一，林先生以日本为题材的评论文章，如果没有在日本长期居留；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力；如果没有精辟的分析力；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功底，缺少其中一样，都不可能写得出来，尤其是““支那”问题纵横谈”、“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甚至“今日北朝鲜”等堪称佳作，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正因为留心拜读林先生的大作，并且“爱之深”，因而对林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谈孙中山的历史问题——兼评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以理解的记录””中的几个小观点有不同意见，不吐不快，在此提出来向林思云先生请教，并请读者指正。
请先看林先生的一段原文：
“近代中国历史上当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算不上什么学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凯衹念过私塾就不必说了，孙中山的学历也和毛泽东差不多，算是专科文化程度吧(孙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发材料了)，蒋介石的学历也不高。国民党中有像胡适那样舞文弄墨的大学者，他的理论水平比蒋介石高出何止十倍，可是让胡适来领导国民党却是不行。有人说“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说这句话的人就书生气了，因为他把政治看成一种崇高的事业”。(胡适先生似未加入过国民党，更未领导过国民党。笔者注)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一，先就“学历”而言，将毛泽东和孙中山相提并论，说“孙中山的学历也和毛泽东差不多，算是专科文化程度吧”，与史实不符。毛泽东的学历是：1910年湖南湘乡东山高小，1913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备班，1914年—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毕业。(请注意：不是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显然衹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从他连续的学历看只相当于现今的高中毕业程度，正职是小学教师。孙中山的学历是：1879—1883年美国檀香山英美教会意奥兰尼学校和阿厚书院，(假设相当于高小和初中)1883—1886年香港拔萃书院，域多利书院(今皇仁书院)(相当于高中毕业)，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相当于大学毕业)，1892年7月以最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华南医院实习，然后在澳门、香港和广州等地行医，(在香港和澳门，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不可能成为执业医生)，为贫苦人免费治疗，医术高超，“不满三月，声名鹊起”。从他连续的学历和他就读的学校在当地的地位看，孙中山先生应该相当大学本科毕业程度而不会有争议。请注意，孙中山先生在中等或以上程度的学校就读的时间，(檀香山阿厚书院没有计算在内)，比毛泽东足足多了3年；入读年龄足足少了3岁；入读时间足足早了30年。(毛泽东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已经是大龄学生，他比其在校期间最好的朋友萧瑜先生大一岁，却低三个年级；却和萧瑜先生的弟弟萧三先生是小学同学，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的时候已经25岁，以这个年龄从“中专”学校毕业，总不见得值得自豪吧。笔者注)
就两地的教育环境而言，香港当时已经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西方教育文化传入中国，香港无疑是其跳板之一，在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而湖南省地处内陆，与外部世界接触极少，即使是毛泽东读书的时候，比之三十年前孙中山就读时候的香港，仍然闭塞落后得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即使在本省也不是顶级学校，比之湖南大学、湘雅书院等应该等而下之，绝对比不上香港大学、拔萃书院、皇仁书院在香港的顶级地位。所以，不但两人教育背景中的专业知识高低不同，其与外国教育内容的衔接，国际视野的宽窄，英文水平的高低均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笔者不敢同意林先生所说。
二，林先生在该段文章里有个括号，内说：“孙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发材料了”，笔者也不敢笱同。首先，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自称过“博士”，而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都是同一个词“Doctor”，所以西方人称孙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中国人可以理解成孙逸仙医生，也可以理解成孙逸仙博士。既然孙先生从来没有自称过“博士”，何来“假博士”？更何来“揭发”？林先生的这句话，令笔者不期然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大批判”。
三，笔者认同不能以学历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高低，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的学历仅仅是小学毕业，国际影星成龙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世界首富美国比尔．盖兹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找到了电脑软件开发的置富之路，毅然放弃了灸手可热的哈佛文凭，但是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非凡的成绩，说明学历不能衡量一切。
商界里充满商机，八方能人各显神通，学历并不显得太重要，只要有一定的资金，又懂得把握先机，往往许多低学历，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成功，看看当今大陆的暴发户有多少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会明白。有人说：受教育越多越胆小迂腐；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越发大胆果断，因而也越容易成功，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学术界就不同了，没有深厚的根基，广博的知识，就很难在学有所成的智者中立足，更遑论脱颖而出，如果招摇撞骗，则势必自暴其丑。
政界就更不相同，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当今有人说：“政治就是正确治理”都很贴切。因此，笔者也不同意林先生所说的：“有人说“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说这句话的人就书生气了，因为他把政治看成一种崇高的事业”；“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脏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别崇高伟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骗子的一种”。
笔者认为，商人即使是不成功，也只影响到自己或者最多累及家庭；学者即使不成功，最多也只是一生默默无闻，一般都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影响；政治家就不同了，因为政治是“管理众人”、“正确治理”，所以就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了，而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个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事：当政者所作出的任何一个决定、公布的任何一个法案，都和普罗大众息息相关。如果让一个不称职的当权者，拿全体百姓的命运像在商场上那样赌搏，那就太危险了！因此就要求当政者必须要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很高智慧、广阔的视野，和良好的与外界沟通的能力。如果因为当政者雄才大略，让人民大众安居乐业，把国家社会引向繁荣富强，这不就是一种很崇高的事业吗？对于这样的政治家，谁会把他看作是“骗子”呢？
当然，世无完人，任何人包括当政者都必须接受实践的考验，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普选机制保证了人民有权不断地选择和考验当政者；而在中国大陆这种独裁专制的国家里，人民无权选择和监督当政者，因而，不合格的当政者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就会空前惨重。
四，由此引出的孙中山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功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就远不是学历高低那么简单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学历的不同、家庭环境影响的不同、接触社会层面的不同、对外部世界认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标不同。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提倡“武装革命”和“斗争哲学”、“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的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核心是“三民主义”；提倡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的民主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时，细心考察西方各国民主政治架构运作利弊之所得。孙先生认为，单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三权中分出弹劾官员的监察权；加上中国古来有之选用官吏的考试权，才构成一部治理国家的完善的宪法。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已经被实践检验过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才刚刚在台湾开始接受实践的检验，哪一种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国人民普遍的愿望和中国社会的实际，不需笔者赘言，读者自有分晓。
五，再由毛泽东和孙中山学历的高低，议论到两人性格特点，能力高低，品质好坏，最后导致治国的成败。
笔者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是生来桀骜不驯、恣肆不羁，而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话，以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国文教师；可惜他生性好斗，领袖欲强，历史的契机又给了他偶然的机会，把他推上了一个泱泱大国统治者的地位，至使他在“坐天下”后，祸国殃民，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里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出身自中国内陆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家庭，先天的学历不足，家庭影响不良造成了他根深柢固的小农意识和封建帝王观念，(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后天狭隘的“武装革命”经历又造成他的社交层面狭窄，对文化科学知识了解的肤浅，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无知，以及对指挥“人民战争”的盲目自信。正是由于这些个人素质的严重缺陷，加上国家缺乏民主机制，才造成了国家民族万劫不复的灾难。
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标准衡量，毛泽东根本就不具备领导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资质秉赋、学识能力和性格品质。章贻和女士在她的“最后的贵族”(大陆版名“往事并不如烟”)中引用他父亲章伯钧先生对毛泽东的评价：“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又说：“有些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无法培养的”，可谓一针见血。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具备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人，被历史推上了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以至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数十年深重的灾难，这似乎是历史给我们中华民族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同时又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
六，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因而数千年来任何社会变革必然以在中国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为表现，而这种“农民起义”又只有农民出身的领袖才能取得成功；而农民出身的领袖又往往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学识不足，不具备管治国家能力的人，于是，新的朝代又不断重复循环旧朝代的一切，在这种反复循环之中，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与世界潮流脱节，并且渐行渐远，大大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演变过程当中的矛盾。只有将来某一天中国能够走出这个怪圈，领导革命潮流掌握在智者手中，中国才算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再请看林先生另一段文字：
“中共党内不乏学问过人的大学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学者和理论家。一开始中国共产党由他们这些书生领导，但都搞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就是在这些书生领导不了中共的情况下，才脱颖而出当上了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既没有骄人的镀金学历，也没有外国老板的特别关照，可是毛泽东最后不仅当上了中共党主席，还领导中共从山沟里走进了北京城，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试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陈独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批书生领导的话，会有现在的结局吗？据说邓小平曾讲：“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邓小平的原话是：“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至今还在黑暗中排徊”。笔者注)
一，林先生上面的一段文字，不过是共产党数十年来愚民教育的老生常谈而已，不知林先生身处日本，是否知道现时国内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抗日战争以至觧放战争等中国现代史都公布了很多历史资料，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都发表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首先，根据笔者所知，现时国内外有很多专家学者研究陈独秀，许多人认为陈独秀先生绝对不是什么“托派”、“卖国贼”，他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无与伦比；他主张的“革命阶段论”是正确的，亦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人民面对的最主要敌人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正在向这些敌人北伐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因而当时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分裂革命阵营的极左路线，毛泽东是代表人物之一，正因为毛泽东的路线和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所以才造成毛泽东等人的武装割据不断失败，即使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先生在其生前所写的“我的回忆”里，都明确地表示了这种意见。
而正是毛泽东这种“不断革命论”，武装割据分裂国家的错误行为，直接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
至于为什么博古李德周恩来指挥江西红军失败，被迫长征？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当时北方的封建军阀和日本等帝国主义等势力还未消灭，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还没有胜利，共产党就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在后方大搞武装叛乱、暴力消灭地主富农，滥杀无辜，严重影响北伐军官兵士气，这种所为不得人心，所以会失败。这才是内因，最根本的原因；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书生气”不过是外因。因为不但是所谓“中央苏区”失败了，其他所有的“苏区”，包括力量相当雄厚的张国焘“卾豫皖苏区”、贺龙的“湘西苏区”等等，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这就说明不是个别人的“书生气”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的革命不合理，得不到人民支持的问题。
至于是否如林先生所说，毛泽东一上台就取得胜利呢？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篡夺了领导权以后，他所指挥的最初几次在贵州土城的战役，照样失败，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陕北保安这个小地方苟延残喘而已。与此同时，兵力比他大几倍的张国焘西征军全军覆没，就是因为共产党这种“武装革命”完全背离了当时全中国人民渴望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意愿。
共产党的转机是七七事变，特别是之前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学良让出了安，让毛泽东得以立足。毛泽东卑鄙地用“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方针，消极抗战，借民族危难、国家混乱之机，发展自己一党的武装力量，一朝羽翼丰富，就不惜陷百姓于水火之中，悍然发动“解放战争”，武装夺取政权，这就是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共从山沟里走向北京城”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一点，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仕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时说：“有日本朋友对我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了大半个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
二，至于林先生说的：“共产党由书生领导，搞得一塌糊涂”；“如果中共一直由陈独秀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领导，会有现在的结局吗？”；“没有毛泽东，中共可能现在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
那就得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怎样看待所谓“成功”和“失败”了。或许林先生在称赞毛泽东善于“打天下”之余，也不会否认毛泽东不善于“坐天下”吧？五十多年来共产党劣迹昭著、祸国殃民，有目共睹；毛泽东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绝对超过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所谓成功失败就应该倒过来看了。
于是，如果当年陈独秀不是被共产国际和他的极左学生们赶下了台，而是领导共产党继续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去推翻“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肃清封建主义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势力，建设一个属于全民，而不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当年血腥的土地革命，残酷的武装斗争，成千上万人的死亡，甚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都不会发生了，所有这些假设，站在林先生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来说是“失败”；但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成功”。
退一步说，即使后来仍然发生日本侵略中国，如果共产党内不是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民族觧放战争”战胜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而是相反，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名副其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后，真诚地实行“军队国家化”，两党携手共建民主新中国，彼此局限在议会政治里和平竞争，中国人民也就避免了后来三年半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民族灾难，也就避免了共产党五十多年暴政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祸害。
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没有毛泽东的暴力革命，中国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就不会有共产党独裁专制政权；就不会有土改、肃反错杀那么多“阶级敌人”；就不会有几十万被送去劳改的“右派”；就不会有全国性大饥荒，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几千万被斗死打死的无辜；就不会有几乎崩溃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的现状……。
所以说，林先生所欣赏的“没有骄人学历”的毛泽东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开始；林先生所鄙视的“书生”，至少还有希望把中国引向议会政治，和平建国理智的方向。
如果“共产党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就正说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各党各派和平竞争，实现了陈独秀、胡适先生等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梦想，对中国人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多数人不必像林先生这样为共产党惋惜。
最后，笔者表示完全同意林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对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以理解的记录”一文所作的批评，(袁教授在文章标题里称孙中山先生为“孙文”也是为海内外学者著作中所罕见，不知有何用意？笔者注)。笔者还看过袁伟时教授的另一篇文章“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今天在“新世纪”网站上又看到李劼先生洋洋万言的大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观点和林先生差不多，笔者窃以为看问题最紧要抓住本质，重点应该研究分析到底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适合中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比起其他枝节的繁琐考证，这个根本问题更为国人所急需得出结论。
笔者赞同世无完人，对任何人都可以研究分析甚至批评，包括孙中山、毛泽东在内，但是笔者觉得，与其钻进故纸堆里寻找孙中山先生种种从未付诸实施的作为革命策略的设想和言论，又或者考证毛泽东的所谓“文化因由”，(笔者窃以为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毛泽东的“文化”，似乎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如果一定要说有，也不过是“痞子文化”。上文引用的毛泽东对佐佐木更三所说的话，李劼先生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够“痞”了吧？如果不够，再看看当尼克逊的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告诉毛泽东，他的岳父已经因水门事件下了台，已经不再是总统了的时候，毛泽东横蛮地说，我喜欢这样称呼他，你管得着么？不就是两盒录音带吗？我明天就请他来访问中国……。够“痞”了吧？如果还不够，再看看他是怎样穿着游泳裤接见外国元首，又或者再看看始于安整风，然后风霏全国数十年的毛式“话语”，诸如“脱裤子”、“割尾巴”、“狗屎堆”、“人屎可以喂狗”……，够“痞”了吧？花时间精力去研究这种“痞子文化”，于中国何益？)，还不如多一些研究他们的“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他们的“四个坚持”和“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研究这些革命理论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革命实践产生的影响，以及为指出中国将来的变革方向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以林思云先生、袁伟时先生和李劼先生等学者的渊博知识，应该不难对此有所成就，如是不啻为中华民族的幸事。
笔者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半个月，还正在等待排印出版，见到诸位先生讨论得如此热闹，一转念决定先拿出来在网站发表，期能抛砖引玉，向不同意见者请教。一管之见，恳请林思云先生、袁伟时先生、李劼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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