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4日讯】文前通告：2005年2月1日中午12时，我处来了两个处境极其悲怜的安徽人，是亲生两兄妹。一个叫阚奶正（“阚”念“kan”），男，31岁，落腮胡，四六分头式，手拿蓝色破吉它；一个叫阚素正，女，38岁，短发，偏胖，较矮，肩垮蓝黑色背包。目前，阚奶正的妻子卢小燕、阚素正的丈夫吴圩贵（“圩”念“wei”），均与其身在广州。他们的原籍地址是：安徽省宿州市怀远乡西刘集镇吴圩村2组；邮编：211003。现在四人凭借这20天左右的乞讨，仅乞得100多元钱。四人中，仅有阚奶正有小学五年级文化。因家乡于去年发生特大洪灾（每隔一年发生一次），当地的救济款、救济粮出现极大漏洞，家中房屋曾被全部淹没，阚奶正、卢小燕、阚素正、吴圩贵被迫外出打工。吴圩村穷困之极，全村竟无一座电话，而且此前竟无一人外出打工，封闭得让人难以想像。今年，他们四人用去年庄稼秋收的所有微薄积蓄，总共凑得800元钱到广州，但因从未有外出打工经验，且在广州无一人是亲戚和相识的老乡，工作难寻，故而最终走向穷途末路。
阚奶正家中，现有74岁的母亲，名叫梅道界；亦现有11岁的孩子。阚素正家中，现有两个孩子。阚奶正、卢小燕、阚素正、吴圩贵四人，现在靠从垃圾堆里捡到的一把蓝色破吉它作为“招牌”（确实是根本不会音乐），讨钱乞食，晚上睡在马路边，流浪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一带。另有一人，叫吴圩魁，是他们的同村村民，因无法忍受流浪之苦，独自行走去中山市方向。我拿出几十块钱、几包烟、一大袋糖饼送给阚奶正、阚素正，并留其饱餐一顿（此前他们已有两天未进一粒米）。最后，我将我的电话号码、《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电话及几位记者朋友的电话留给了他们。在此，银波请广州新闻媒介及所遇朋友，热心帮助他们。另请广州公安机关相助；至少，勿欺凌辱骂之。
银波采访其人其事达两小时之久，对吴圩村之贫穷落后和当地腐败政风深感震惊，亦对此四人这些天来所受之侮辱极感愤懑。他们临走时，对我道了一句最普通、也最感人的话：“我们想回家。”
（一）50岁：曾祥明
杨：去年中秋我来参加你50岁的生日宴会时，就想写篇《50岁进城农妇曾祥明实录》，可惜未成。这里在座的兄弟都曾吃过你亲手做的饭菜，但明天你就要坐车回四川泸州老家去了，真是遗憾得很。
曾：银波太客气了。比起你父母来，我都算是出来跑得长、跑得远的了。像我们这代人，当年一家人跟着伙食团，长年吃滕菜（空心菜）；我和我父母，三个人吃一背兜“鹅儿长”（一种喂猪的草），这样就过一天。这些苦我都挺过来了，后来又是在农村长期做生意，个人求生活根本不成问题，现在反倒为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他们虽然年轻力壮，但不懂得如何规划、如何精打细算，到头来还是独立不成，就算这两年当了老板，也仍然不得人心。我之所以坚持要回去，确实是儿子们逼的，他们在经济上出了问题，民工抱怨他们，这些儿子反而拿我这个老人家出气，说到底，是没有能力的表现。
杨：我们杨家与你们一家交往这一年，感情不浅。你走后，我会极力劝戒他们。
曾：他们关键还是不懂得外地人如何在本地站得住脚的道理，只是一味地想着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是得不偿失的。我刚出来之前，在家里是卖竹子的，就是把竹子划成竹片，再收些竹片，一捆一捆卖到码头去上。按理说，我在老家辛辛苦苦干的那点成绩，完全不可能逼得我要靠外出打工来谋生。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竹片突然大降价，成货又多，不得已去借钱，欠了6万多块钱的债，这才想办法到外面来挣钱还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不跟你讲大话——我总结我到广州这些年，凭这双手，自己就挣了14万块钱。可是呢，到现在还是还不清老家那笔债，这当中主要还是几个儿子把我拖垮了，尽是白用我的钱，更别说尽孝道。
杨：记得前年你的大儿子开馆子，生意不错。
曾：要说川菜的味道，那是没话说。但他尽请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了东西不开钱，亏了好几万，还说这就是结交朋友、拉关系。这些年轻人，只看到城市里的花花哨哨，以为拉帮结派、找几个后台就是本事，完全是本末倒置。我到广州是怎样做的？先到广州当家庭保姆，照顾老人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把广州话（白话）学会了。然后做摊子，搞面条、米线、米粉、条粉、包子、馒头、煎饼、串串香、麻辣烫，接着就做荤豆花、火锅，不断地把真正地道的四川口味传到这里来。我跟人打交道不是那种巴结讨好的下九流功夫，而是真正用四川人的热情和周到来为顾客服务。
杨：印象最深的是寒冬腊月你骑车给郑成金那帮民工送加班饭，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曾：对。我记得当时你在我这里吃饭，跟我讲起郑成金他们经常加班，早上自己带冷饭冷菜过去当中午饭，又都是泸州人，我就骑30多分钟的车送盒饭给他们，而且只要半价。比如说，烧白、粉蒸肉、青椒炒肉、茄子，再加一盒饭，我只收他们两块钱，外面卖就是四块钱。从那以后，我天天给他们送盒饭，没有哪一个不说我做的口味不行。多的时候，一卖就是60多盒，少的时候也卖20多盒。除了进大馆子，现在广州哪里能找得到我这种地地道道的烧白？再说，大家都是出门人，应该长期相互关照。我跟许多顾客真的不是那种开了钱没个招呼拍腿就走的关系，而是真的像一家人一样，聊聊家常，甚至批评他们几句恶习。只要你诚恳待人，日子一长，生意就会越来越好。
杨：但你毕竟还是离开了这里。
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外打工其实就是一个锻炼，锻炼你见识世面的能力，锻炼你独立生存的能力。真正有本事有眼光的人，就算是做个不起眼的小摊子，也能活得滋润。关键是太多人太盲目了，按我们过去的老话说，差不多都成了“投机倒把”，做事情不踏踏实实，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压榨剥削其他人，这种事情我绝不做。生活在广州的这些年，确实让我真正地喜欢上了广州，没有“这不是我的家”的那种感觉。许多人的基础建立不起来嘛，做事情都喜欢随波逐流，一点小小的困难就怨这个、怨那个的，没出息。我回家后，准备多喂几头猪、包几口鱼塘，发展一下副业，再开个豆花、卤肉馆子，一样会把生意做起来。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有过不去的坎，加上我老头子陈德全的脑血栓也好了，反正只要功夫硬扎，我还剩下的这点光阴绝对比我几个儿子做得还要出色。
（二）37岁：朱祺珍
杨：老乡，银波又来照顾你的生意喽。来三碗酸辣粉、三瓶啤酒，炒两个菜，再来些烧烤。兄弟伙，坐。
朱：请客嗦？介绍一下。
杨：他们是两兄弟，这位是赵永海，这位是赵永强，是我们重庆永川农村来的，现在到这边来修铁路。
朱：你们倒是出来找大钱。永川人和江津人在这边是首屈一指的数量，而我们重庆壁山的人到现在好像还只有我们一家。这里的铁路一搞起来，我们都在考虑怎样把生意做得大一点。明年我对面这些馆子的合同就要到期了，我也想去投标，搞个馆子来做。趁现在政府还没说要赶我们走，先占个时机。只不过目前我们就已经看到变化了，这附近的房租涨得太高，我们一室一厅，就是500多块钱一个月，怕是等不了明年，我们就散伙了。
杨：朱大姐不必悲观。打得起交道，就不愁没生意做。你可以跟建筑工地上的人联系订伙食。
朱：我们是去年9月份才摆的摊子，人客不熟，也不晓得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
杨：现在这边的建筑民工，伙食一般分三种：一种是跟着包工头吃，包工头找人专门买菜做饭，民工每天扣六到八块钱的伙食费，吃大锅饭、一桌菜，容易被“吃小钱”；一种是民工自己带锅搞伙食，吃得节省；一种是民工在外面吃馆子、吃摊子，吃得花钱。唯独缺的就是有人亲自送饭菜给他们。做伙食嘛，一讲饭菜质量，二讲价钱公道，三讲感情深厚。你们两夫妻，可以做个分工，一个原地卖，一个推车送去卖，应该有搞头。
朱：你讲得有道理。你想嘛，跟着包工头吃，具体吃啥子是民工自己无法决定的；自己做来吃，还要买菜、洗刷，耗时间；到外面吃，价钱贵倒不用说，关键是总有那么一段路程要走。像昨天那批民工到我这里来跟我讲，说因为中午加班，他们每个人都吃包工头买的盒饭，我问好多钱一盒，他们说是五块钱一盒。我就在想，这个包工头在报账的时候一定会说是五块钱一盒，但是他实际去买盒饭的钱可能就只有三块钱一盒。那里有50多个民工，这个包工头光是在这顿午饭上，他就捡了100多块钱的便宜。吃亏的是老板和民工，只有包工头捡便宜。所以如果我们亲自去送的话，民工自己比较少吃亏。但是杨兄弟，像我们这种对这个地方不熟透的人，就是找个便宜点的房子租都难，怎么又能对那些工地熟透呢？
杨：你可以到“草场”（地名）那边找楼房租住，两间总共240块钱一个月。平时做生意，注意记录民工工地地址，多转转。
朱：不瞒兄弟说，我们家到这里来挣钱，感觉窃生生的，平素里很少有人为咱们指条路。我们是从穷山村来的，好不容易才凑钱买到这摊子工具，几个月来只不过有那么一点小小收入，能活个饱。我们的头脑不比你们，对哪里都不那么清楚，只是出来碰碰运气。外出打工的人看来也有个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的根子浅、人缘薄，又不敢胡作非为，更不敢做那种“天下掉个大馅饼”的事，所以全靠你们老乡扎起，常常照顾我们喽。
（三）22岁：周世群
杨：这么说，当年你还曾是个童工？
周：对。但我运气好，我是给亲戚当童工。你晓得我们永川农村是啥子样子，再说我家里还有个弟弟，我要是不早点出来的话，这个家迟早要被拖垮。14岁之前，我都没进过城。那年，我到一个远亲家里，那个远亲就是重庆赫赫有名的教育家文斌（当年的《学语文》杂志主编）。他们全家什么都做，有做公安的，有做教师的，有做会计的，有做饭店的，有做车行的。我最开始是帮他们做饭，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做火锅店，在重庆石桥铺那一带。早上9点起床，和大伙一起干。因为是私人店，工资低，只有300到400块钱一个月。没想到后来火锅店越来越多，我们最终把这个店搞垮了。不过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最开始包括老板在内都要跟师傅学手艺，我后来竟然能够自己一个人搞调料，在我那个年龄，这已经算是不简单的了。店垮了之后，我就想回家了。
杨：一直到16岁才出来？
周：那就是想真正到外面挣钱嘛。我到重庆大石坝去帮别人洗车，一直干到2002年8月16日。不晓得这是不是我的天性，我从来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再怎么难受的工作也干得下去，等到我觉得有更适宜我的工作干时，我就立即辞职。2002年8月16日，我终于走出了重庆，身上带着小学毕业证，跟老乡一起到深圳打工，但没想到直至9月份，仍然没有找到工作。逼急了，到广州来，在农场里面干，那简直跟做庄稼没啥子两样，而且我看到许多人流着眼泪领不到完整工资就走了，感觉那真是个黑社会。所以，干了12天，我一分钱不要就自动离厂了。记得当时我还被莫名其妙地扣了20块钱，说那是不遵守协议的罚款。这帮人，尽是压榨穷人的血汗，迟早遭报应。
杨：我可以告诉你，你当年那个农场的总经理已经在2003年上天堂去了。
周：真的？真是天数已尽啊。离开农场之后，我就到东莞去，进“新华五金压铸厂”，在东莞章木头谢岗镇眼口工业开发区，那个厂有100多个工人。工资比以往都高，最开始是560块钱一个月，然后涨到600、700、830，最近是1000、1400。最近这几个月，厂里实行工资改革，做计件制。每天早上8点干到12点，下午1点干到6点，晚上7点干到10点，每天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工作也有危险，900多度的熔化液——我们称之为“料”——，一旦出现“飞料”情况，那就危险之极，特别是对于眼睛的伤害，很恐怖。去年我们厂有个工人，眼睛因为“飞料”而受伤，住院两个月，出院后眼睛还是看不见。
杨：你虽然年纪不大，但经历过的工种比一般小姑娘都要多。
周：只要手熟、麻利、肯干，什么工作都难不到我。我当年还在茶楼工作过，当服务员。毕竟年龄小，有好学的天性，看见我不会的，我都想早早学到。去年有不少工友推举我当组长，我没干，因为我确实觉得与其做管理，不如学技术。现在打工的人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多，我不想我的一生总是这样当别人的下手。我想有朝一日学成师傅级人物，自己开个店铺，独立自主地营业。这不是做白日梦，而是我的理想。(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