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杰生编译报导) 逃亡中的中国外交官陈用林﹐是一个深受惊吓的人。他相信他和他的妻子金萍（Jin Ping, 音译）和他们可爱的六岁女儿是中国特务绑架的目标。
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报导﹐陈用林说﹕“我害怕中国特务这种势力﹐他们能做任何事来伤害我。在澳洲的中国异议分子处于危险之中﹐那是非常可能的。我为我的生命害怕。我的生命遭到威胁。”
这样说也许有点牵强，但在陈用林的生命中绑架是一个重复发生的主题。回溯到1971 年﹐当时他才三岁﹐就在中国文化大革命集体疯狂的高潮中﹐他的父亲被红卫兵绑架了﹐在被殴打两周后去世。
当陈用林在5月26 日设法叛逃投奔澳洲时﹐他携带的资料当中有一部分是指控中国特务2000 年在澳洲绑架了一位中国学生蓝明（Lan Ming, 音译）并把他带回到中国，以迫使这位学生的父亲-前厦门市副市长﹐回到中国面对盗用公款的指控。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很夸张和怪异﹐但绑架儿女来胁迫父母﹐在苏联和中国的间谍活动中已有悠久的历史。
关于陈用林的案件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他逃离悉尼的中领馆已超过二周了﹐但没有任何澳大利亚的官员和他晤谈关于绑架的指控。陈并且声称﹐他知道1,000 个中国特务和线民在澳洲运作。这些即使不被相信也应该要调查清楚。
陈的出逃使霍华德政府处在一个不愉快的困境。一整个星期政府发言人都在努力把陈用林事件的意义降低到是一个情报来源﹐虽然大趋势是他最终会获得澳洲政府的签证。
这是一个一石二鸟之计。藉由贬低陈用林的资讯的重要性﹐澳洲政府设法保护中国官方的颜面。弦外之音是我们不认为中国是敌对的力量﹐我们不认为他的所提的资料需要认真的调查。同时﹐借着保留发给签证的可能﹐政府也尝试减轻指控它对陈用林人权的不关心，以及与中国商业关系的重要性凌驾陈所期望的从澳洲政府获得正常宽容的对待。
然而官僚体系处理这件案件时﹐仍然许多地方相当的粗鲁笨拙。
陈用林说他在5月26 日第一次去移民在悉尼办公室时﹐他表示﹕“我要求见（移民）部门的主任。我告诉了他们我来自中国领事馆而且事情极端重要、特别、与敏感。我出示了我的护照和外交官证明。我特别要求他们不要通知中国领事馆。他们没有告诉我就打电话给领事馆﹐然后把电话转接到我的行动电话。”
陈用林自然逃跑了。由那一惊人的差错，移民部可能剥夺了政府任何低调处理问题的机会。整个政府里有一种感觉﹐移民部门的笨拙使政府的选择空间变窄，并且让政府看起来很愚蠢。
陈用林说﹐在他在悉尼领事馆的四年内，他的主要工作是监视法轮功修炼团体﹑民主人士及对台湾、西藏独立和东土耳其斯坦（Turkistan）独立的支持者 。
传统上﹐中国庞大的情报势力主要并非通过使馆和领馆来组织，而是透过公司和个人。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的间谍活动是由使馆和领馆组织﹐并且据信那是最严重的行动发生的地方。
对地方上中国社区的监视如果导致对家乡亲戚的骚扰或迫害﹐这就可能是严重的事情。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询问报（Inquirer）﹐中国特务不仅曾干扰法轮功的活动﹐而且透过利用挑唆者﹐也曾设法让他们使用暴力。
陈用林说﹐他不曾亲自经营或管理过他所声称的在澳洲的1000 个特务和线民中的任一个，但是他知道他们的存在，因为他能接触到电脑内庞大中国外交体系的档案。
他不会具体的描述关于他所声称的绑架案件的消息来源与了解的程度﹐只说是在领事馆工作时发现了此一事实，并且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他的 。
陈用林说他开始恨他的工作﹕“我的上级教导我监视法轮功和民运团体，并教我从社区里和与我接触的朋友及其他所有来源获得消息。我阅读有关他们的报导并参加他们的聚会。”
“但实际上我支持民主，我和他们谈话并且发现他们对我很友善。我必须向中国报告他们的事，而我感到罪恶，因为这资料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陈用林说他知道有些民运份子的家人在中国遭受折磨。他的控诉是无法不加思索的来个相应不理的。美国国务院二月份出版的人权报告中声称有25~31万个囚犯被关在中国的劳教所和劳改营中。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犯下众多和严重的凌虐。中国当局迅速压制反对政府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团体。”
国务院进一步评论﹕“中国政府继续了它对法轮功精神运动团体的镇压，并且数万名修炼者被持续禁闭在监狱，或透过劳改营和精神病院从事非法的劳教。从1999 年以来，据报数百位法轮功追随者由于酷刑﹐凌虐和忽视已死在拘留所中。”
那份文件使陈用林报告在澳洲中国人的任务陷于一个道德的黑暗层面。陈被要求把人们的名字填入黑名单。这也许意味着他们将被禁止旅行到中国探望亲戚。在名单上的中国国民当他们的护照要更新时可能会被没收﹐这对他们在澳洲担任正常活动的能力是一个威胁。陈用林经常与他的上级争论关于没收护照的行动。
“在我来到澳洲之前我对法轮功一无所知﹐” 他说。“我发现他们是无辜的人们，需要的是帮助, 而不是迫害。每天我的上级会对我说:‘这是法轮功’或‘这是民运团体’想办法对付他们。”他们强迫我做这些事。
“我像一部机器或像任何人都能使唤的狗。所以我的心灵被折磨和被扭曲了。我感到我的良心被腐蚀了﹐所以当我无法再忍受﹐我就出走了。”
即使在出走前﹐陈用林就相信如果回到中国，他会遭到迫害﹕“你看我曾帮助法轮功修炼者﹐而中国政府终将知道这事。”现在﹐在试图出逃之后﹐他相信如果他被迫回到中国他将受到非常严厉的待遇。他完全拒绝相信傅莹提出的宽容对待的保证﹕“如果我回到中国我一定会被严重的迫害。”
即使在澳洲﹐就算被授予保护签证﹐陈用林也将绝不会感到完全安全﹕“我的生命遭到威胁﹔我们可能遭受和我描述的绑架事例同样的命运。”
陈用林说他的“反对共产党的良心” 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和他父亲的死亡﹕“我的母亲非常艰苦的工作来抚养孩子们，并鼓励我努力工作以便有一天我能支撑家庭。”
“进入大学是我达到此目标的一个方法﹐得到铁饭碗。我非常努力学习，同时也和我的母亲在家工作，养山羊和鱼﹐到野地去找柴火。我们吃了很多苦。”
然后1989 年和天安门大屠杀来临了﹕“我参加加入了民主游行并且我目击了大屠杀。三位我学校里的朋友受了伤﹐一位伤得很严重﹐一枚子弹打中他的心脏附近。我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在1989年我认为共产主义政府会在十 年之内崩溃。”
这当时是共同的信念﹐因此陈用林抓住机会加入了精英的外交部。他的第一个国外职务是在斐济（Fiji）﹐从1994 年到1998 年﹐重点是中国与台湾的外交竞争。
陈用林的政治信念很明确﹕“中国人民当然想要自由和民主。”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与陈用林谈，就会深受感动，他是多么的年轻﹐即使在遭到所有这些事件之后﹐他的身上仍有一种纯真的特质。
他是一个孤独的怪人﹖一个浪漫主义者正从事一件伟大的蠢事﹖也许﹐他就是中国的未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