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道）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日前刊登了党校学员调研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农民工是“廉价、超时和高危”劳动力，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就此，记者含青邀请美国托莱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冉伯恭和居住在西安的原陕西省电视台记者马晓明进行讨论。
记者：这篇文章称，中国的农民工是“廉价、超时、高危”劳动力。“廉价”就是不光工资低还时常被拖欠；“超时劳动力”就是工作时间特别长，“超负荷”从事繁重的工作。所谓高危劳动力就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繁。我想首先请马晓明先生对目前中国农民工他们状况到底怎么样，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情况。
马晓明：我有一些从陕北农村到城市里去打工的亲戚，他们的经历就是您说的“廉价、超时、高危”。这个“廉价”还包含着根本讨不到应得的工钱，有些经营主采取的是只发少量的生活费让工人去劳动。
听到的当然就更多了，去年新年以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建筑工地有七八十个工人，老板把那工地大门锁住了，工人就拿砖头和木棍砸工地的大铁门。已经到腊月二十七了，老板还不依承诺的给工人发应发的工资。这方面的事实是非常多的，我认为调研的结论还是比较恰当和准确的。
记者：冉教授对这有什么补充吗？
冉伯恭：我觉得文章中的批评这三点基本是正确的。中国现在总的来说，在发展的政策上是剥削农工。这农工对中国经济建设贡献很大，那是非常重要；但是有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廉价、超时、高危”，这些对中国都是打工的农民实在是很不公平。不但是社会问题，将来很可能会逐渐地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记者：冉教授您所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冉伯恭：比如说农工和雇主冲突，甚至于罢工，甚至于牵扯到暴力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说，以前是很少有的现象，现在这情形越来越多。比如说据最近的西方报导，中国自己报纸也常常提到。去年大概有七万多起各种游行暴动的情形，牵涉到将近三百万人。这个数目从比例上是不太大，在中国人口当中，但是这个现象恐怕是越来越严重的现象。
记者：冉教授提到中国农民工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将来还有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问题。马晓明先生您同意冉教授的说法吗？
马晓明：我认为是这样的，它与我们这个国家的体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农民工问题我们不妨把它说得远一点，在中共夺取政权和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到后段的改革开放时期，农民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民刚喘过气来，接着又是对农民在税赋上的征收和摊派，更加严重的压在农民身上，所以跑到城市里来打工。打工哪他们又是最受歧视，你像那劳动力中的“廉价、超时、高危”，还有那种所谓的户籍制度，他们在住房、受教育、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利等等方面，根本就与城市的人简直不能比。
中共是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我看农民就是中共夺取政权和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是牺牲品，也是他们的试验品。
记者：冉教授您对马晓明先生的看法还有什么补充吗？
冉伯恭：我想在过去部分共产党国家，经济发展政策都是以农业支持工业，牺牲农民的福利工资，得到资本家发展的工业，特别是苏联。那么中共建政以后完全仿造苏联的模式，结果就是在中共改革之前，农民收入比工人要低，但是农民最低也都有个基本的保障。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现在的政策农民自己就是包产到户，那么医疗保险也要自己负责任。将来基本上还是重工轻农，结果就是大批农民失业，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同时对流动的农民工没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结果就是现在这种情形。
记者：马晓明先生您认为要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话。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统筹解决？
马晓明：要改变农民工现在这种悲惨和不公正的状况，主要要依靠农民工自己，就是他们要通过学习、通过他们理性的和平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权益。要想把改变自己近况的希望，寄托在别人、某一个政党或者是某一些人身上，我想那都是不太现实的。
即便社会上有许多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替农民工呼吁，他们只能起外部的作用。同时社会的媒体要能够公正全面的去披露农民工的状况；另外它有待于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待于公正的执法部门执法机构的援助和维护也是必不可少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