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7日讯】 一、被关进“学习班”强制洗脑48天的王道清老师
是湖北省钟祥市的民办教师代表，我和他相识得益于我们随州民办教师的介绍。2006年上半年，我对随州市民办教师们的维权活动进行了多轮报导，在和随州民师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听说了钟祥市民师维权活动很活跃，老师们都很齐心，活动时出钱出物，很积极。湖北省各地民办教师前几次联合到北京及武汉上访行动都是钟祥市领导和策划的。因此，钟祥市被誉为湖北省民办教师维权活动的发动机。在钟祥民师中，王道清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
2006年6月底，听说随州有这么一个替民师说话的人，王道清老师和钟祥另一位民师代表张老师在随州民师的介绍下，慕名找到我。见面后，王老师拿出了一大包有关钟祥民师的材料，然后向我一一解释，并把材料毫不保留地给了我。同时，王老师还介绍了周边几个县、市民师的维权情况。谈话期间，当说到2005年10月份他们几个民师代表到北京上访时，当地政府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强行押解回来的事件时，王老师大为激动。他说：“上访这么多年了，看不到任何成果，又不能象西方那样搞游行示威”。我告诉他：“可以搞游行示威，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这么一个权利。哪怕你去搞一个游行的申请，对政府也是一种压力”。其实，我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游行”“示威”这些词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谈虎色变。2006年7月10日，钟祥民师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上访请愿活动，参加的人数有二、三百人之多。当天下午，身在随州的我和王老师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钟祥市政府门前。他还告诉我，他在前两天就将一份《游行示威申请书》递交给了公安部门，并于当天传真了一份给我，问我收出了没有。我以前告诉他的这个传真号是一个文印店的，听到他这么说，我于是立即到该店去拿传真书，结果店主躲躲闪闪说：“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传真书”。看来店主是被“游行”“示威”这样的话吓怕了。当天晚上，我再打王老师的电话时，却怎么也打不通。钟祥那边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可能被派出所的人监视起来了。由于钟祥市政府对钟祥民师这次上访请愿活动进行了干扰和打压，我和他们的电话联系很不顺畅。7月11日，虽然对他们的上访活动进行了报导，但很不完整和及时。过了几天，我得到一个消息，王老师和其他许多老师起被送进了“学习班”，自此，我便和他失去了联系。
2006年10月17日，我和随州两位民师代表来到钟祥市，当一路问到王道清老师所在的村时，看见他正在村头打牌，整个人消瘦了很多。看见我们来，他缓缓地站起来，领着我们向去他家走去时，他小声说：“刚才和我一起打牌的有一个是我们当地学校的校长，你们一下车，钟祥政府就知道了，这位校长是刚赶过来监视我的”。到王老师家后，王老师径直说：“长话短说，我刚从‘学习班’出来，他们把我关‘学习班’整整关了48天。其中，在党校关了30天，后又转移到宾馆关了18天”；“我的手机、座机，钟祥市政法委都给换了号”；“我现在暂时不能出头了”。这次，我们在王老师家只坐了几分钟，当我们出门时，那个刚才还在打牌的校长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他大概是担心我们又“密谋”了什么。而事实上，在极短的时间内，王老师还是为我们这次钟祥之行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讯。
二、计程车司机们的女代表
2006年8月7日上午，应一些退休教师的要求，我到随州市政府门前了解他们的上访情况。了解完他们的情况后，准备离开时，见政府门前，停了几十辆计程车，并且整整齐齐地停在马路的两边。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这是计程车司机们在上访。见面前有两个中年男子，我上前询问：“你们这么多计程车到政府这儿来，是在上访吧？”；“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两名男子见我是一陌生人，很警觉，其中一位很不情愿地说：“这么多车到这儿来肯定是上访罗”。边说着，他们边想离开。这时，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刚才的两位男子说：“这是我们的张代表，有什么事你问他”。我向张代表说明来意后，她很镇定，也很大方，她告诉我，这次随州市的出租车上访主要是抗议政府客运管理部门胡乱收费，同时黑计程车又太多，抢了他们的生意。现在大家生意惨淡，生活难以为继。当我提出想在现场拍照并准备把此消息发出去时，张代表爽快地说：“那没问题”。下午，随州计程车司机们大规模上访的消息发出去后，几位海外记者打来电话采访了张代表。当我把张代表的电话号码告诉记者们时，我还担心她一个妇女，敢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吗？晚上，张代表给我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她已接受了好几个记者的采访，并且她还知道是香港、美国的记者，只不过最后她只问了一句：“接这些记者们的电话，电话费一定很贵吧？”
8月8日早上六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张代表打来的。只听她哭着说：“昨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司机代表被抓了，你赶快帮我们呼吁呼吁吧”。我说：“行，那你们的车撤了没有？”，张代表仍然哭着说：“问题没解决，我们决不撤”。随后，我赶到市政府现场，见到了张代表，她首先把两位司机代表被抓的情况详细向我作了说明，接着又张罗着联系两位司机代表的亲属，了解最新的情况，最后，她安排一辆计程车送我去见两位司机的亲属。事情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张代表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看守所的人，他说‘刘飞跃是一个反动分子，你们怎么信任他？’”；我说：“你看我象一个反动分子吗？”；张代表说：“不象，要是反动分子政府不抓你”，接着她说：“我们的事还要你多帮忙，我们以后还要找你的”。我说：“没问题”。
三、硬骨头代表李德才李德才
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湖光村的农民，70多岁了。2006年8月的一天，我在武汉见到了老李，当时快中午了，老李和一些人在省信访接待处上访。和一般上访民众不同的是，由于他们村位于武汉市郊，较富裕，他们是开着小车来上访的。由于当时信访局快下班了，我和老李简单聊了几句，了解到和他一起来的是他们村一些村干部，他们是为讨回原本属于自己村的湖泊而来的。老李还告诉我，他手里还有蛮大一个案子，发生在湖北省枝江市，当地政府强抢商户们辛苦创业创下来的商业市场。到中午了，我和老李相互留了通讯位址，便匆匆分别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老李打去电话，我们聊起了枝江那边的案子。谈了一会后，我问老李枝江市那边是否有一些维权代表，老李很爽快地给了一个枝江代表的电话。那二天，我给枝江这位代表打电话时，她告诉我，“李爹爹”（李德才）已给她打了电话，让她注意一下接我的电话。接下来，这位女代表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枝江丰坪市场案。只是有点遗憾的是，她们没有相关材料和照片，这些东西全在老李那儿。和这位女代表谈完后，我接着给老李电话，他告诉我照片和材料他那儿都有，并且说：“过几天要到随州来买花盆子，真是巧，最近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随州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李来到了随州。当晚我们见面后，老李拿出了大量的材料和照片，材料厚厚一本，装订整齐。照片有几十张，老李还对照片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一般的照片他都贴在一张薄纸上，一些重要的照片他把它们全部扫描到一张硬纸上。通过这些材料以及与老李的交谈，我了解到老李其实在枝江那个市场并没有商铺，他只是有亲戚在那边，大家看他敢于仗义直言，就一直选他做维权总代表。由于枝江这个丰坪市场原来是商户集资所建，市场搞活后，政府眼红，强行收回政府所有。这期间涉及到宜昌市、枝江市许多重要官员，有的已调任湖北省担任要职，其间关系错综复杂。老李在和我谈的时候说，他不怕这些当官的，他曾几次带领二、三十名商户进京上访，跑遍了北京的很多部门，但结果往往是他们被强行押回。在和政府官员们交锋时，老李还把一些当官们讲的吓唬商户、无视法纪的话录了下来，在他带来的材料中，我见到了一盘录音带。
2006年9月20日，我来老李所在的湖光村，了解他们讨要湖泊的情况。湖光村所在的团湖，过去一直是村里的集体财产，湖光村村广大村民一直靠这个湖维持生存。在六、七○年代，这个湖被无偿平调给和平乡，村民们没有任何补偿，村民们自此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资源。从90年代开始，湖光村的乡镇企业都跨了，许多村民无事可做，没有生活来源。现在，他们要求收回这个湖。
这天早上，我来到湖光村后，老李首先带领我看了他们悬挂在公路上的六组18幅标语，其中有的写着“还我湖泊，还生存权”等内容。老李告诉我，就在昨天，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派了大批的人员突然来到他家，说市长要来这边视察，标语必须取下来，老李和村民们当时坚持拒绝了这个要求。
看完标语，我来到老李家，刚坐下，老李的手机响了。接着我听到老李和电话中的那个人吵了起来。只听老李说：“标语是村民大会要求挂上去的，我个人无权把它撤下来”；“你别威胁我，我都70多岁了，杀头、坐牢我都不怕”。电话接完后，老李告诉我，电话是东湖风景管理区一位副区长打过来的，该区长在电话中威胁老李说：“老李呀，现在形式对你很不利，你再不撤标语，我们是会采取措施的”。老李告诉我，他根本不会理这些“鬼话”。这以后，老李又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他们正在搜集这个事情更详细的材料，他们还会有新的行动。通过和老李的接触，我感觉他是一个敢说敢为的硬骨头维权领袖。
四、送来锦旗的马坪镇维权代表
2006年10月12日中午，我的手机响了，接电话一听不是随州本地口音，来人称他是广水市马坪镇的居民代表，他说他们镇上有一个化工厂，每天排出大量的有害气体，气味特别难闻，年老体弱的都受不了，希望我能为他说说话。
马坪镇离我们这儿并不远，接到这个电话后的第二天的上午，我们赶到了马坪镇。到马坪后，在这个镇的中心部位，有一处马的雕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等候我们的几个马坪居民代表。其中，前天给我打电话的姓董，另一位姓魏，二人都比较年轻。这倒令我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这几年的维权过程中，我接触的底层民众的维权代表，绝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人。见面后，小董和小魏立即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居民门前坐下，并介绍说这家居民的斜对面就是那家排放毒气的化工厂──广水市鑫钼化工厂。我们刚一坐下，周围的居民立即围了过来，不一会就聚集了几十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自己的小孩受不了这个气味睡不着觉，有的还拿出了自己住院的单子。其中，马坪粮管所的一位离休干部向我们详细叙述了自身的遭遇，他告诉我们，他是今年夏天刚搬到这儿的，他因受不了这家化工厂难闻的气味，病倒了，在医院住了好多天。看着居民们都有话要讲的样子，我感觉这家化工厂污染一定很严重。
随后，小董和小魏又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中学居民的家中。刚一落座，屋里就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居民。这家房屋的主人姓周，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件非常有新闻价值的事。今年夏季的某一天，他和另外一位老同志去找马坪镇的镇长要求解决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结果镇长不仅对他们发了一顿脾气，还说：“马坪镇情况特殊，只能引进这样的企业”；“这个化工厂每年交七、八十万元的税收，对马坪镇经济贡献很大，不可能关闭”。这些话让马坪居民看清了当地官员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马坪镇调查结束后，临走时，小魏拦住我们说，希望我们多关注他们这件事，并表示要给我们一点报酬，我告诉他，我们做民间维权，是公益性质的。
马坪镇这起污染案披露后，不仅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令人意外的是，湖北当地报纸《楚天都市报》也很快进行了跟踪报导，并进而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甚至“惊动”了省长。因此这家化工厂很快就被关闭了。化工厂被关闭的那一天晚上，小董给打来电话，说居民们正在放烟火庆祝呢。2006年11月3日，小董和小魏及另外两位马坪居民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的内容是“维权为民，服务社会”。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化工厂被关闭后，还是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无形中小董他们还是得罪了一些部门和个人。因此，我知道这面锦旗他们是顶着压力送来的。
五、多疑善变的老何
老何是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居民，多年来，他一直带领原均县（现老河口市）移民开展上访请愿维权活动。他们的案子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大概的情形是这样，上个世纪六、七○年代，国家在均县修建水库，整个均县县城要进行搬迁。当时还是十几岁的老何就随父母搬迁到了现在的丹江口市，而修的那个水库就叫丹江口水库。老何说，那个年代搬迁，国家没给任何赔偿，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用这些材料，自己建新房居住。对这个过程，老何作过调查，他说大搬迁时死了好多人。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令原均县的居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父辈在丹江口市建的房子在居住了几十年后，政府却说房子的所有权不是他们的，政府要收回来。这个事在丹江口涉及到10,000多人，大家都对此忿忿不平，为此，他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上访活动。
我第一次遇到老何，他给了我许多他们的上访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及与老何的交谈，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就对这个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老何讲“我们这个案子是惊天大案，涉及到整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这样的事世界上都少有，你关注这样的事，会有风险的。你回家考虑一下，考虑成熟后，再来找我”。说完，老何把给我的材料全部收回去了。
一个多月后，我了解到国务院下发了有关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偿的文件后，就给老何打电话，老何说：“补偿没有我们这些老移民的”。我于是表示说想最近到他那儿去一趟，了解一下他们的详细情况。老何说：“可以”。过了两个星期，临出发前，我又给老何打电话说：“我明天准备过来”。他说：“好”。随后，他还告诉了我如何搭车。第二天，在坐了近一天的车，经过了几百里的路程后，我到了丹江口市。给老何打电话不久，他就赶过来了。他说：“前面街头有几个石凳子，我们到那儿去坐会儿”。见面后通过他的眼神和言谈，我感到他对我仍不放心。不一会儿，另一位老均县移民代表赶了过来，她表示“我们还是到×××的家里去谈吧，街上条件太差了”。到目的地后，大家首先讲述了他们前不久的遭遇。前不久，他们到省城武汉上访，结果丹江公安闻迅追到武汉，老何被戴上手铐，强行押回丹江后，被行政拘留了15天。老何说：“那个手铐铐得可紧了，现在许多代表都搞怕了”。老何还说了现在他的处境，“当地对他盯得可紧了，什么事都有人向上面汇报。我对他们说‘我打个屁你们都知道’”。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均县移民的情况，谈到紧要时老何非常激动。我当时表示能不能把相关材料给我一份看看，老何忙站起来说：“你先和她们聊一下，我出去考虑一分钟”。随后，我谈了谈我的一些维权经历，包括一些成功的案例，听到这些，老何又显得很激动，多次有意无意地起身倒开水，并不时表示“要是我们这些事报导出去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地方政府一定很恼火的”。整个谈话过程，我都注意到老何在犹豫不决，思想在挣扎。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对老何说：“我先去找地方住，你先考虑一下。行的话，晚上你就把相关材料带过来，不行的话，也给我回个电话，我明天好走”。说完，我就独自一个人出了门。吃罢晚饭后，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老何的人，也接不到他的电话。到了晚上9点半，我就给老何打电话，问他怎么没过来，他说：“我们不找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丹江口市，当时在车上我想：“我们做维权工作，要是都遇见老何这样的代表，工作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六、会聊ＱＱ的鄂州农民代表王发首
11月7日离开丹江口市后，我就直奔湖北省鄂州市。在这里我要见一个农民维权代表王发首，我是通过网路认识王发首的，王发首是湖北省鄂州市汀祖镇王寿村的村民，王发首今年40多岁，和其他底层维权领袖不同的是，他会上网，会聊ＱＱ，周围的人都很服他。去年以来，汀祖镇在王寿村连续征地，办私立高中和综合市场。王寿村的地被征掉后，汀祖镇给的补偿标准很低，老王找来相关材料后，发现他们拿到的补偿款只有国家规定的一半左右，而镇上修路占用他们的田，补偿标准就更低。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老王的带领下，王寿村村民多次到省里、市里、镇里上访请愿。老王在ＱＱ上曾对我说：“我带领群众上访，地方政府很恼火我，但我不怕，我的电话和ＱＱ号都是公开的”。
11月7日下午3点多，我到达鄂州后，就给王发首打去电话，表示准备搭车到汀祖镇。老王说：“你在那等着，我开车过来接你”。大约半个小时，王发首和王寿村另外一个村民开着一辆红车就过来了。
上车后，我对王发首说：“我们先到征地现场去看看，拍拍照片”。老王说：“没有问题”，在车上，王发首向我讲述了汀祖镇及王寿村的许多事情。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汀祖镇，王寿村就在汀祖镇上。接下来，老王和那个开车的小伙子就带着我到各个征地现场进行了拍照。征地现场拍完后，我对老王说：“咱们俩合个影，你没意见吧”。老王说：“没关系”。于是他很爽快地和我站到了一起。忙完这些事后，老王请我到一餐馆吃饭，吃饭时，老王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做这些事也不容易，揭露社会阴暗面，那是要勇气的”；他还说：“你们报导我们这样的事，见报好难的，产生效果更难，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听到这些话，想到在平时的维权工作中，一些当事人总是问我“我们这个事怎么还没解决？”，又想到昨天在丹江口市的经历，不禁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吃完饭后，老王又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他们村征地事件的材料，并摸黑带着我到王寿村走访了好几户人家。走访结束后，他又把我领到他一个朋友家住下来，解决了我当晚的住宿问题。当我表示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时，老王说“我早上来送你”。我说“不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悄悄离开了汀祖镇，没走多远，就收到了老王发来的祝福的短信。
（2006-12-06）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