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4日讯】（争鸣月刊记者报导）这是由一位曾任中共地委组织部长提供的“新官场现形记”。所现之原形虽然只是中共金字塔的中间层次，尚缺顶端和县级以及基层，但也足以大开眼界了。看看压在中华大地上的这架官僚机构的运行机制和官员们的丑态，就知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个什么货色了。
笔者的一位朋友（以下称其为Ａ君）在一个地级市从事党务领导工作多年。最近，他与笔者谈起了中共政界的怪事、怪现象，权称之为中共政坛三怪。那就是：“无知少女”官运亨通；党官争作秀抢官位；“民主党派”争权夺利。Ａ君曾任市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亲身体验了这三怪，早已见怪不怪。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中共体制外的人，倒是少见多怪了。
“无知少女”官运亨通
“无知少女”是指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省市领导班子控届以及平时调整，都要有上述背景的人参加。谁都知道，就连他们本人心里也很清楚，他们这些人在领导班子里从来就没有实权，只不过是点缀而已。但是，为了体现中共的“三个代表”，代表各个阶层，代表各行各业，代表五十六个民族，代表全中国，所以在党委、纪检、政府、人大、政协这五大班子里，“无知少女”都要占一定比例。不管有无实权，也不管工作干得怎么样，“无知少女”都稳稳当官，安享官僚特权，这岂不是旱涝保收，官运亨通吗？
书记专政由来已久
市委组织部长兼市委常委，享受副市级待遇。依照职权范围，市委组织部主管正处级以上官员的任用升迁。但实际上，组织部长只能管到正处级。至于副局级、正局级、副市级官员的任用升迁，名义上由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并经投票决定。按组织原则规定，副书记和书记与其他常委都只有一票。而事实却是，每次有关副局级以上官员任免调动的市委常委会召开之前，都要开一次书记碰头会，即只有书记和几个副书记参加，而组织部长经常被排斥在外。在这个碰头会上，书记和几个副书记之间进行权力再分配，展开赤裸裸的讨价还价，大搞利益互相输送，派系平衡，有时吵得不可开交。然而，通常能够达成派系妥协。例如，在提升正局级到副市级官员的议题上，各派大体上妥协分配名额，不过书记往往能够多分到一些名额，而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在调动局级官员的议题上，如果甲派这次得到的清水衙门多一些，那么下次就会得到油水大的部门作为补偿。到了有关副局级以上官员任免调动的市委常委会上，其讨论表决只不过是走过场，大家心知肚明，没有人去破坏这种几十年一贯的“民主集中制”。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买官卖官的根源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在处理买官卖官案件时，通常是处理第一把手，即书记，而较少同时处理组织部长。书记专政在中共党内由来已久，弊病丛生，危害匪浅。
党官作秀喉舌难当
中共政界流传一句箴言：最难做的、下台最频繁的是前苏联的农业部长和中共的宣传部长。据Ａ君说，宣传部长的难点在于如何控制意识形态。这主要是就中宣部长而言。其实，在省市委一级，对于控制意识形态，宣传部长都能应对。例如，控制互联网交由公安局的网警去干；至于敏感的文章和报道，几乎都能被当地党报编委会卡住。
不为人知的是宣传部长最难对付高官抢镜头争头条。他们要求宣传部宣传他们甚至拔高他们，如有不满，动辄就拿宣传部长是问。共产党的高干历来喜欢媒体吹捧自己，近年来变本加厉，原因是胡温体制的确想要在改革省市领导人职务制度方面做些实事。一是扩大省市党代会选举党委会及常委会差额选举的比例：二是减少省市县委副书记的职数。据Ａ君说，在我市，就有五位副书记。排名第一的常务副书记兼任市长；排名第二的常务副书记兼管干部和党务；排名第三的副书记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排名第四的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和教卫文体；排名第五的副书记分管工青妇。胡温体制设想今后省市县委副书记只设两名，即一名兼任市长；另一名分管所有的党务包括干部、党组织、意识形态以及工青妇。另外两项政策目前也正在预备阶段：一是拟改变现行的党委政府领导职务分设的制度，各级政府首长的正副职均由同级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兼任；二是撤销地级行政机构，改由省直管县。
这样一来，将会有一大批省市（地）县委副书记被裁减掉。这一大批副书记能不着急吗？虽然组织上（实为上级党官）会给他们安排出路，但僧多粥少，前途未卜。此外，传统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向上升迁之路就是当副书记，而今这条路将会变得狭窄，形成众将拥挤过独木桥之势。他们也被迫谋求新的出路，除了紧跟靠山，跑官要官之外，这些党官就抢占舆论阵地，大搞形象攻关，因而他们要求媒体增加对他们的宣传报道。然而，媒体的版面和画面是一定的，于是就出现了党官为抢官位争作秀的现象。结果宣传部长的压力可想而知。Ａ君说，我很幸运，在这个时刻已经卸任宣传部长，转任组织部长。要不然日子肯定不会好过，要少活好几年。继任的宣传部长苦不堪言。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责问为什么当地党报把他的照片刊登得那么小。另一位副书记当面责问为什么不能把报道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的标题放大几号字，一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插进争抢行列，遇到他时埋怨电视台报道其下基层指导工作的新闻播出时间太短，而且没有亲民的特写镜头。
温家宝哭相引起负面看法
据Ａ君说，胡锦涛曾经指示减少会议报道，减少宣传中央领导人尤其是他本人。但Ａ君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胡的指示很难落实。因为中共是威权政权，共产党维护其统治的要诀之一是树立领袖权威，而且要突出领袖的英明伟大。正是由于胡锦涛和温家宝缺乏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那样的领袖魅力，党的宣传部门更要大力宣传甚至美化胡温。例如，原先在宣扬胡温的亲民及睦邻中，强调了温家宝的“哭”。温家宝为矿难死难者哭，为南亚和东南亚海啸死难者哭，为担忧非典蔓延不能制止而连续几夜哭。然而，党内和社会上对温家宝的三哭有负面看法，认为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形象软弱，中国需要的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而不是哭刘备。而且刘皇叔的哭还有工于心计、善于权谋的另一面。宣传部门随即加以改变。从此以后，媒体上就再也看不到温家宝的哭相了。
“民主党派”争权夺利
过去只是听说“民主党派”是花瓶，但究竟是怎样的花瓶，并不清楚。听了Ａ君介绍之后，才大开眼界。“民主党派”由中共市委统战部统一领导，具体由其“民主党派”处直接操作。该处全面掌管各个“民主党派”的人、财、物。每年年初，该处都要会同市财政局核算各个“民主党派”的上一年财务并制定下一年度的预算。也就是说，这些“民主党派”的经费都由中共提供及控制。哪个“民主党派”要买一辆小汽车，也要上报市委统战部“民主党派”处审批。就连各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地点、欲购楼搬家的计划，都要由统战部决定。过去有几年，有几个“民主党派”的市党部，与市政协同处一个大楼。后来由于来访的香港、台湾客人屡次提出疑问，统战部才拨出专款，另觅地点让这几个“民主党派”的市党部搬了出去，以免坐实了花瓶党、附属党、傀儡党的难听名声。
因为中共一直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个“民主党派”当然要接受中共的领导了。它们每年要发展多少党员，要报请统战部审批。统战部要把的一个关是绝对不许它们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各个“民主党派”召开全市代表大会由主任委员所作的党务报告，事先也要提交统战部审阅。这些“民主党派”市领导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分别享受中共的副市级或局级待遇。
统战部对“民主党派”最重要的控制是把持着它们的领导人事安排。“民主党派”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均由中共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和统战部“民主党派”处联合提名、考核。对于其市党部人事安排，该党的省党部和中央党部无权定夺，因而很少过问。表面上中共市委统战部会征求这些省党部和中央党部的意见，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通报一下。每次市领导班子（即政府、人大、政协这三大班子）换届，中共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和统战部“民主党派”处要提出由这些“民主党派”进班子的候选人名单并进行考核。这些官位大部分是人大、政协委员、常委及副主任、副主席以及少数几个具有点缀性质的副局长职位，分别由这些“民主党派”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担任。每当这个时候，这些“民主党派”之间争斗激烈，互相攻讦。其市领导人竞相跑到中共市委组识部和统战部告状和毛遂自荐。并非每次市领导班子换届都安排“民主党派”担任副市长。但如果拟安排，这些“民主党派”之间的争夺就几乎打破了头。这让中共市委书记和副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头痛不已。一般说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最大，而且它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所以得到的职位最多，级别较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最小，它号称由台湾省人士（确切地说他们多半只不过是台湾人在大陆的后裔）组成，但很多盟员从未去过台湾，通常只安排它的市主委担任市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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