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浩／云林报导﹞“医师之间还彼此抢病人，甚至还有从昆明大老远跑到上海医院来找我、跟我谈，也有从广东跑来跟我谈。他们根本就把它（器官移植）当作买卖。”当初因为先生患肝炎张太太把他送到大陆换肝，就是寄望着能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可是，她万万也没有想到，那却是另一场恶梦的开始。
为张先生动刀的医师在手术前表示，他光是到现在（2005年8月）就已经做了160多例的肝移植手术。张太太原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下子才发现，原来医师说的是真话。一个医师半年多的操刀换肝次数，竟然比台湾一整年的手术数量还高。
家族痼疾 积劳成病
张先生，1959年出生，台湾云林县人，自幼学业优异，高中便远赴台北考上建国中学就读，一路到台大经济研究所毕业。曾经担任某上市集团公司旗下的副总，后来自行创业，经营纺织品贸易公司。事业版图扩及全球各地。
张先生从小就是B型肝炎带原者。张先生的父亲在46岁时便因肝病过世，张先生的弟弟也在前年被诊断罹患肝癌，三个月后便离开人世，得年四十。张先生对此也有所警觉，但因为事业忙碌、游走各国，加上接踵不断的应酬餐宴，身体渐渐不胜负荷。
“他老说自己是‘国际流浪儿’，手里拎个皮箱、公事包就在世界各国奔走。客户在哪里，就去哪里。”张太太回忆道，“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经营公司，相对的，商务应酬也就比较多，身体负担也就越来越沉重。”
去年六月，张太太发现先生的眼睛颜色出现黄疸的现象，她立刻要求先生就医检查。尽管张先生百般推托，认为太太大惊小怪，最后在太太坚持下，前往医院进行肝功能检查。结果发现，张先生的GOT、GPT指数飙高到两、三千以上，远高于三０到四五的正常值，张太太和张先生都吓坏了，张先生随即住院检查治疗。
远赴上海求医 掉进“钱坑”陷阱
“其实我们原本希望从头到尾都一直留在台湾，但是医院给我们的答案，感觉好像一直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最后，我们觉得这里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决定到大陆去。”张太太感慨地表示。透过朋友辗转介绍，去年八月，张先生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就医，准备接受器官移植。
前往上海前，复旦医院方面向张家表示，该院随时有供体，人随时可以来，人一来就做（手术）。然而，张家到了上海，办了住院，缴清了保证金，才赫然发现，该院根本没有肝脏供体。这才明白：没有退路了。
张太太陪着先生在医院里焦急地等待器官，几天的等待，肝脏始终迟迟不来。更糟的是，他们仿佛掉进一个“钱坑”陷阱。
“任何不需要的医疗器材不断地拿进来，而且每一样都要算钱，每天都算钱。”张太太对复旦医院的作风，直呼不可思议。“保证金交了二十万人民币后，一切东西都还得自费，连用个温度计都要收钱，没钱就免谈。没给钱就没有任何医疗动作。家属还私下送红包给医师，当时我们给了一万元人民币，后来是朋友跑去追了回来。”
不仅如此，张太太又被院方告知，要随时等候各种通知、购买医疗用品等等。更有甚者，各科的医师还轮流排班来“看护”张先生，一个接一个来，每个人都说有什么事找他就可以了。“这摆明了就是每个人都要插一脚、分一杯羹。”
张太太透露，那些领头的教授，连讨论病情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私下跟家属进行。教授摆明地告诉她，想等着器官分配下来是不可能的，那得看谁能力够、谁有钱，他们才会使力帮忙。
医疗水准落后 病患健康堪虞
最令张太太印象深刻的是，当地医院的软体服务及硬体设备品质极差。
狭窄的走道上，挤满了嘈杂的家属亲友。小小的床位旁，围满了看护病患的家属，所有的锅、碗、瓢、盆全摆床底下。吃饭时间一到，所有厨具就从床底下拿出来，在浴室内煮起饭菜。浴室内又脏、又滑、又油。“你相信吗？在医院走道上还有人在晒板鸭呢！那里的环境实在太差了。”
医院里每一部电梯，配着一位电梯小姐。电梯小姐似乎只为院内医护人员服务，根本不把病患放在眼里。例如，当病患家属好不容易等到电梯，也挤进去了，好不容易快到自己要去的楼层时，碰巧有位医师进来，医师说到几楼就先到几楼，根本不为患者家属着想。医院内有专供医护人员使用的厕所，平时是锁起来的，病患家属不得使用。家属想上厕所，得让那些在医院待得久些的病患家属来带路，东钻西绕地才找到厕所。
由于为了随时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张太太得随时带着现金，因此，就连上个厕所都要提心吊胆，担心被抢、被骗。
转院开刀 人间炼狱
命在旦夕的张先生不能在复旦医院无止尽地枯等，于是，透过当地朋友的协助，他们转往隶属解放军体系的长征医院。
转到长征医院，院方坚持一定要张太太缴完二十万人民币的保证金后，才开始动作。缴完钱，一切仍是旧戏重演：处处都要钱，人人都来要钱。有钱好商量，没钱一边凉；给钱好办事，没钱等后事。
但令人惊讶的是，从转院到开刀的速度奇快。张先生早上才住进去长征医院，下午2点左右，医院就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4点就开始进行肝脏移植。
“可能是军医院有特权，比较有力吧，可以这么快找到供体。”张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医生跟她说供体来源是死刑犯。她怀疑的认为，那么从枪决犯人、取出器官到移植的时间竟然可以缩到这么短，那就表示医院方面一定针对这些死刑犯的身体状况建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资料库，才能这么迅速的找到各方面配型都符合的供体。
张太太认为，这也显示，一定有一批活人随时配合着器官移植的需要在“等死”，并且，刑场必定就在医院附近。或者，医院里头就是刑场。
谈到这里，张太太不禁潸然泪下。“那时我心里真的很挣扎，我跟我先生心里都挣扎过：我们能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赶快祈祷有个人赶快脑死吗？但到最后，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考虑，这个肝脏的来源究竟是死刑犯、还是什么人？是什么状况？”
缓缓抹去了眼角泪水，她说：“我只能一直骗我自己，也许对方是个死刑犯。与其让他在牢里担心受怕，想着‘什么时候换到我？什么时候是我？’不如就让他早一点脱离这苦短的人生，换到下一轮回。我只能这样子骗我自己。”
手术失败 回天乏术
下午四点钟，张太太望着先生被推进手术房，一丝希望在心中悄悄燃起。然而，半夜12点30分，院方人员出来向家属宣告手术失败。张太太焦急如焚，后来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急救，病患脑部严重缺氧。，张先生已经回天乏术。
“我先生究竟手术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也没有一个说明。”当时张太太脸上布满泪水，望着先生一动不动，口中不断流出黄色液体。
张太太回忆他先生曾提到，换肝成功后要放弃所有的工作，只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陪张太太游山玩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写作。张先生首先要写的，就是自己的就医过程。由于台湾人四个人中有一个B肝带原，以他的知识、常识，他知道是因为轻忽、一个大意，没有把自己好好照顾好，才导致今天的后果。
器官移植“生意”犹如换汽车零件
短暂的六天，也让张太太看尽，中国医师究竟是如何看待人体器官移植。她发现，医师根本不曾像他们那样去设想病患或供体的生死，“说真的，对他们来讲，这根本只是一桩生意买卖。大家只在意金钱往来，没人考虑过‘人命’这回事。”
“医师之间还彼此抢病人，甚至还有从昆明大老远跑到上海医院来找我、跟我谈，也有从广东跑来跟我谈。他们根本就把它（器官移植）当作买卖。”
在等待手术期间，张太太跟其他病患的家属聊了一下，她才惊觉，原来医院整层九楼的病患，都是来换肝的！为张先生动刀的医师在手术前表示，他今年光是到现在（2005年8月）就已经做了160多例的肝移植手术。张太太原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下子才发现，原来医师说的是真话。一个医师半年多的操刀换肝次数，竟然比台湾一整年的手术数量还高。
“他们医院的作法是，只要发现病人肝有问题，就告诉病人要换肝，而且是尽快处理，整颗肝都换掉。所以手术成功率都很高，因为在肝还没出现其他并发症之前就把整个肝给换了。”张太太从许多病患家属的口中，得出了这点结论。
甚至，医生还会主动建议病人连其他器官一起换掉。仿佛人体器官就像一般的电器零件，数量相当充裕，一有毛病随时就换。就像把汽车零件更新一样稀松平常，连犹豫的时间都免了。
在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时，便有医师建议张先生连肾脏一块换了。所幸张太太随时都在记录先生的健康状况，认为肾脏相当健康，拒绝了这项建议。
“这么多的器官到底从何而来？我不晓得。我也不敢去想。”周遭的空气突然沉重起来。她端起咖啡杯，小小啜了一口。杯身在她的手中微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