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维权人士屡遭打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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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0日报导】中国环境污染专题报导(五) (中央社记者曾淳良北京特稿)诚如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中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中国有识之土对中国环境污染的祸害并非浑然不觉,他们大声疾呼意图唤起环保意识,甚或投身环保运动,但却经常面临当局 无情的打压。

在明年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政府打压环保、土地维权人士的手法变得更加隐蔽,当局逮捕、骚扰、起诉、审判以及监视、软禁维权人士的案例屡见不鲜,并经常采取针对当事人生计和家人的惩罚性措施。

过去一两年来,北京当局为了“建构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显然决心清除一切不满和异议声音,不少基层环保维权人士沦为受害者。今年八月十日,被称为“太湖卫士”的中国江苏省环保维权人士吴立红被以诈骗和敲诈勒索罪名判刑三年。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三十九岁的吴立红是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人,他因不满当地工厂污染环境,从九零年代初开始进行保护太湖的环保活动。他在二零零五年曾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列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之一。

吴立红被控向江苏常州市一家除尘设备厂勒索一万五千元人民币,但他辩护说这笔钱是帮助该公司出售设备所得的业务费。吴立红在今年四月被捕,他控诉自己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曾遭到连续五天五夜的折磨,但法院裁定没有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吴立红居住的周铁镇位于太湖西北角,光是周铁镇一地,就拥有超过两千家大大小小的化工厂。根据吴立红的说法,从一九九一年涉足太湖水域的污染问题开始,他已经举报超过两千家非法排污的化学工厂。化学工厂是太湖周遭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加上许多业主商而优则仕,顺利进入地方人大、政协,当起民意代表,吴立红在当地处境之恶劣可以想像。

另据“德国之声”报导,吴立红原打算四月十五日上北京,趁着地球环境日这天,打出“想着全球,做在当地”的口号,向北京环保部门再次举发周铁镇附近化工厂的污染情况,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欺下瞒上作为,但宜兴地方政府抢先下手,在十三日将吴立红逮捕。

据吴妻表示,当地政府原本就打算控告吴立红以环保之名行敲诈之实。吴立红的朋友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也说,当地主管宣传和安全的官员已经多次劝吴回头,别再搞下去,但吴执意不听,现在,就在吴立红准备起身到北京告状前被捕,“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此外,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共对“维权人士”打压案例一览表指出,四川环保人士曾建余在一九九二年当选泸州市人大代表,并于一九九七年连任成功,一直致力保护环境与维护公民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被中国当局以涉嫌“诈骗罪”正式逮捕。中国当局向曾家施压,要求不得向媒体透露事件,“成都商报”两名记者因报导有关消息而被“处理”。曾建余目前被关押于四川泸州市看守所。

另据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的消息说,浙江环保维权人士谭凯因酝酿成立环保团体“绿色观察”,而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九日被拘捕,隔年三月,检察机关将其案退回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谭凯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起诉。

消息表示,二零零五年四月,谭凯、来金彪、高海兵、吴远明、戚惠民和杨建明等六人,亲眼目睹浙江东阳画水镇因环境污染引起村民抗议,从而导致警民冲突、村民多人受伤的严重事件。为了积极协助解决环境危机,使老百姓免受污染之苦,他们从五月开始酝酿成立“绿色观察”环保团体。十月十九日,谭凯等人却相继遭到杭州公安当局的拘留和传唤,其中谭凯被刑事拘留,其余五人于当天下午获释。

知情人士说,浙江省民政厅于前年十一月十五日宣布“绿色观察”为非法组织,并予以取缔,而谭凯则于十二月七日被正式逮捕。

但是,当局指控谭凯的罪名却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与其筹设“绿色观察”毫无关系。事实是,谭凯以维修电脑为生,为保护客户资料安全,必须为客户对电脑中的文件进行复制保存。一位在浙江省委某机关工作的人曾到谭凯处修理电脑,谭凯在修理前,也例行为他复制并保存了电脑里的资料,结果,这就成了检察机关指控谭凯的所谓“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中国人权信息中心严重关切谭凯案,因为这是中国政府利用保护国家秘密法对付谭凯这类基层环保维权人士的又一案例。中国人权中心敦促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向谭凯提供一个由中国法律保证的公正审判,包括能够接触所有证据和获得辩护的全面机会。

除了蛮横打压基层环保维权人士之外,中国当局也限制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梁启超的孙子、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等人负责的“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环保组织,迄今已走过十五个年头,由于中国官方对民间组织十分敏感,所以该组织挂靠在梁从诫任职的文化书院内。“自然之友”十多年来累计会员八千多人。目前主要依赖会员会费、企业捐款与外国环保组织合作来推广环保运动,经费不足是一大问题。在企业捐款部分,凸显了中国企业只知死命赚钱,罔顾后代子孙幸福的投机心态。

梁从诫说,钱少可办小事,但环保大事毕竟需要政府与民众支持,不幸地,地方政府正是中国环保运动最大阻力来源。他甚至怀疑中国官方目前提倡的“绿色GDP ”不太行得通。

他表示,“官员关心的不是绿色的GDP,官员是什么色的GDP都要,黑色的、灰色的、什么色的都要,首先是要GDP,有条件时才考虑是不是绿色的”。从该组织活动可看到,面对地方政府GDP挂帅经济考量,大型本土企业视环保于无物,中国环保前景实在令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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