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1日讯】【Gabriel Weimann博士是以色列海法大学(Haifa University)和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大学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的传媒学教授。此文源于他即将出版的专著《利用大众传媒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之心理》(The Psychology of Mass-Mediated Terrorism)。此项研究由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资助，他在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在民主社会里，人们提及”恐怖主义”时难免涉及”传媒”，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种向公众传播威胁的心理武器。因此，恐怖主义与媒体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保罗-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1
恐怖心理
从初期起，恐怖就包含大众心理因素。”恐怖”(terror)一词来自拉丁语”terrere”，其意思是”令人恐惧或害怕”。 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 (Reign of Terror)导致17000人被杀头，行刑全都在大庭广众面前，并伴之以耸人听闻的宣传，目的是在胆敢提出反对意见的民众中间散布恐惧。
我们可以从制作及上演一部戏剧的有关要求来理解现代恐怖主义，即需要一丝不苟地准备脚本，选择角色、布景和道具，排练以及对舞台进行实时控制。像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舞台剧作或芭蕾舞表演一样，恐怖活动的媒体导向特别需要注意细节，这样才能产生效果。对恐怖分子而言，杀人毕竟不是目的，而是用来实现”杀鸡给猴看”效应的手段。 2
在科学技术创造的机遇倍增的同时，恐怖分子也在努力加强其使用传播媒介的技巧。正如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精心制造了袭击以色列运动员事件的恐怖分子之一作证说：
我们认识到，体育运动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宗教。我们知道，如果有另一个频道在播放体育比赛的话，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定会把电视频道从任何描述巴勒斯坦人困境的节目切换过来。所以我们决定利用他们的奥运会－－其宗教中最神圣的仪式－－来引起世界对我们的注意。我们向你们的体育和电视神灵奉献活人祭品，而这些神灵的确对我们的祈祷作出了回应。3
现代”恐怖剧场”最具有震撼力、最残暴和编导最完美的表演是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发动的袭击。那年11月，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谈到这次袭击时称自杀性恐怖分子为 “伊斯兰先锋”，并赞扬”这些年轻人在纽约和华盛顿以实际行动发出的声音使世界所有其他地方进行的演讲黯然失色。这些声音能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理解，甚至能为中国人理解。”4但是，对本-拉登而言，最重要的受众不是美国公众，而是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大众传媒和政治领袖给予他的关注使他从一个无名之辈窜升为世界知名的人物。
布丽吉特-纳科斯(Brigitte Nacos)在她2003年发表的专著中指出，本-拉登透露说，他首先视恐怖主义为传递信息的工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话语”－－他总结说，美国人尤其听到了9.11事件发出的迅息并作出了适当的心理反应。 他说：”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惊恐不安。为此，我们感谢真主。 “5
纳科斯说，恐怖分子通过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利用大众传媒对全球议程获得了控制权，将有关的讨论从对数千名被害人士的哀痛转变成在全球申诉他们自己的不满。恐怖凶手也许实现了他们最重要的媒体目标：宣传他们自己、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的要求。
他们在那次事件中选择的目标是美国的财富、力量和传统的象征。根据”基地”组织在训练营地使用的手册，吸引舆论关注在当时大概是－－现在仍然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此，圣战斗士得到的指示是选择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伦敦的大本钟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情感标志”作为打击目标，因为毁灭这些目标会”引起极度的关注”。6
通讯技术的进步使9.11成为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恐怖主义媒体节目的制作
现代恐怖主义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是巴西人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a)。他的《袖珍版城市游击队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成了全球恐怖主义分子的必读资料。他写道：
绑架那些因艺术、体育或其他活动而知名的、未曾表达过任何政治观点的人士可能是一种对革命者有利的宣传形式。……现代大众传媒，只需报导革命者在干些什么，就已经是重要的宣传工具。神经战，或者叫心理战，是直接或间接借助于大众传媒的一种斗争技巧。……袭击银行、打伏击、弃置和抢劫武器、营救囚犯、枪决、绑架、破坏、恐怖主义、神经战等都属于此类手段。劫持飞机、袭击和截获轮船和火车等，也都可以是专门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而采取的行动。7
以宣传为目的的恐怖主义的出现使一些学者重新思考设计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作为一种象征性行动的恐怖主义的分析可以像对其他传播媒体的分析一样，把它分为四个基本方面来进行：传播者(恐怖分子)、目标受众(宣传对像)、信息内容(爆炸、伏击)及反馈 (目标受众的反应)。”8
拉尔夫-道林(Ralph Dowling)建议运用”语汇类别”(“rhetoric genre”)，他指出：”恐怖分子使用重复的语汇形式，使媒体不得不加以报导，恐怖主义非如此便无法实现其目标。 “9
一些恐怖活动已变成鲍耶-贝尔(J. Bowyer Bell)所定义的”恐怖主义景观”， 10可以最有效地将其作为”媒体事件”来分析。例如，真主党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总是被录制下来，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每一个恐怖小组由至少四名成员组成：袭击者、摄影师、录音师和制作人。
显然，恐怖分子在策划行动时，媒体是一项重要的考虑。他们根据媒体倾向来选择袭击目标、地点和时间，努力满足新闻价值、新闻时间表和截稿期的要求。他们编辑和汇集视频材料，如电影、袭击活动和人质被迫”招供” 的录像片段、采访记录以及执行暴力活动者的效忠宣言，同时也播放符合专业要求的新闻报导和发布视频新闻。
现代恐怖分子把充作时事新闻的宣传直接或间接地供给媒体。他们还监督有关的报导，严格审视新闻记者及其所在的媒体机构。恐怖分子对记者施加的压力表现为很多形式，从公开和友好的接待到直接威胁、恫吓，甚至以谋杀要挟。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恐怖组织经营自己的媒体，包括电视频道(真主党的”马那尔”和”基地”组织的”哈里发之声”)、通讯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及录音带和录像带，最近又开始建立互联网网站，可谓无所不及。
新战线：互联网上的恐怖
后现代恐怖分子正在利用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成果策划、协调和实施其毁灭性的活动。
这些恐怖分子在地域上不再限于某一领土，在政治上或金融上不再依赖于某一国家，他们现在靠着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先进通讯能力来推进其杀害无辜的议程。1998年，美国国务院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中只有不到一半设有网站；到 1999年年底，几乎所有这些恐怖组织都建立了网站。今天，所有正在活动的恐怖组织都建立了至少一个网站－－我们从1998年到2007年进行的监测表明，宣扬恐怖主义的网站、网上论坛和聊天室达5000多个。11
恐怖主义和互联网在两个方面互为关联。第一，互联网已成为恐怖团体和个人在发动心理战的同时传播仇恨和暴力信息、相互之间和与其支持者及同情者交流的论坛。第二，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曾试图袭击电脑网络，即已为人们熟知的网络恐怖主义或网络战。但是，从目前看来，恐怖分子对互联网的使用和受益多于对互联网的袭击。
以电脑为媒介的通讯对恐怖分子有如天赐：这种通讯方式分散，不受任何控制或限制，不受审查，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现代恐怖主义的各级组织普遍采用松散的网络结构，互联网是它们进行外部和内部联络的理想途径，至关重要。
但是，恐怖分子所利用的互联网服务中，网站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还利用许多其他网上通讯途径，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网上俱乐部、网络论坛、网上留言板等。
这些网站有很多被用来开展打击敌对国家及其军队的心理战。它们登载各种恐怖镜头，包括：人质和被擒人员被处决(往往以原始的砍头方式)、军事人员被狙击手暗杀、直升飞机被迫击炮击落、或军车被路边炸弹或自杀爆炸手炸毁等。这些通过文字或图像传递的信息试图吓阻敌人，令其丧失士气，或制造负罪感、疑虑及内心的异见，同时向各国政府及民众传递威胁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杀谁都不在乎，你们谁也无法受到保护。”他们利用人们对恐惧的反应张扬其力量。
恐怖主义的宣传手段
恐怖主义网站的一个共同点是为使用暴力进行辩护。在对这种手段进行分析方面，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关于”道德脱节”(“moral disengagement”的理论很有指导意义。 12 虽然这个理论不是专门针对恐怖分子提出的，但像刑事犯罪分子一样，恐怖分子企图通过下列手段抹去自己与使用暴力的罪恶行为之联系：
转嫁责任－－扭曲个人的行动与其行动的后果之间的联系，把暴力行动和无辜百姓之死归咎于受害者或宣称是环境造成。
分散责任－－将职责分割成小块，使每一个个人的行动显得相对无害，但加在一起则是有害的。集体决策也可被用来分散个人对某项行动承担的责任。
把打击目标非人化－－如果不把无辜者视为像自己一样的人，则对他们使用暴力便比较容易；如果注重的是打击行为的非个人化的特性和其打击目标的象征性意义，把受害者称为或视为不如人的蟊虫、猪狗等等，那么其打击的残忍性就可以化小。例如，本-拉登把美国人贬为从事”连最掠夺成性的动物都耻于去做的”活动的”贱民”。
运用委婉语－－包括将伤害行为描述成正派行为，通过非人格化的描述减轻责任。例如，”基地”组织总是用与己无关的语言称9.11事件是对美国的力量和消费文化的象征物的打击，而闭口不提有大约3000名男女和儿童被杀害的事实。
有利比较－－将应受严厉谴责的行为与其他更加有害的行为进行比较，从而掩盖这些行为。把在和平时期发动的9.11袭击期间包括儿童在内的无辜百姓的死亡与美国为结束二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进行的原子弹轰炸相比较。那次轰炸造成几十万人死亡，但是当时美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根本不是侵略者。
颠倒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嫁祸于人－－无视事实或者歪曲对同胞发动暴力行动的后果，辩称恐怖分子的袭击只不过是针对敌人先前的挑衅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或防卫措施，借此化解恐怖分子个人的负罪感。受害者受到责怪，其他人则被被说成是恐怖事件制造者，如当被绑架的人质因他们的政府没有满足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而被砍头的情况。
对恐怖分子网站使用的话语进行分析便可发现，使用最普遍的道德开脱方法是”转嫁责任”。暴力一律被说成是对付敌人的压迫必要手段，把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谋杀和残害都归咎于他人。例如，促使圣战者从事恐怖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因被转移至真主安拉，以图在赞美”殉教”时给谋杀和残害活动涂脂抹粉。
恐怖分子网站使用的另一个论点是，给任何反对现有权力机构的团伙的所有成员冠以 “自由斗士”的称号，从而将之合法化，而将反对他们的任何人称为”真正的恐怖分子”。
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崇尚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些网站充斥着非暴力的说辞─ ─如声称”热爱和平”和表示支持外交解决方案。这种将图像和论辩共同使用的手法是要影响所有受众。
未来的挑战
利用媒体宣传恐怖主义的现象对民主社会和倡导自由的价值体系提出了一项艰巨的挑战。这一威胁不限于操纵媒体和发动心理战；它还包括对新闻自由和反恐人士的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民主社会该如何应对呢？由于恐怖分子传播的大多数言论都受到美国宪法或西方社会类似法律的保护，因此这是一个极端敏感和微妙的问题。
技术带来了观念的转变：通过使个人能够免费获得信息和利用大众传媒，新技术增强了个人相对于国家或社会的能量。互联网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之最大益处在于其开放、自由、不受监管的特性。不正当地利用互联网是否是民主不可避免的代价之一呢？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既维护民主自由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分子滥用互联网的折衷办法，以便防患于未然。
注释
(1) P. Wilkinson, Terrorism Versus Democracy (London: Frank Cass, 2001).
(2) A. Schmid and J. de Graaf,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3) C. Dobson and R. Paine. The Carlos Complex: A Pattern of Violenc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7).
(4) The quotes are taken from the translations of a videotape, presumably made in mid-November 2001 in Afghanistan. Available a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
(5) B. Nacos, “The Terrorist Calculus Behind 9-11: A Model for Future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6 (2003): pp. 1-16.
(6) Hamza Hendawi, “Terror Manual Advises on Targets.” Available at 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u+/ap/20…/afghan_spreading_terror_
(7)C. Marighela, “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 in J. Mallin (ed.), Terror and the Urban Guerrilla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8)P. Karber, “Urban Terrorism: Baseline Data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2 (1971): pp. 527-533.
(9)R.E. Dowling, “Terrorism and the Media: A Rhetorical Gen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6, no. 1 (1986): pp. 12-24.
(10)J.B. Bell, “Terrorist Script and Live-Action Spectacul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1978): pp. 47-50.
(11)Gabriel Weimann, WWW.Terror.Net: How Modern Terrorism Uses the Internet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4);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Gabriel Weimann, “Virtual Disput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errorist Debates,”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7 (2006): pp. 623-639.
(12) A. Bandur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evil and violence), vol. 3 (1999): pp. 193-209; A. Bandura,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1, no. 2 (2002): pp. 101-119; and A. Bandura, “The Role of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F. M. Moghaddam and A. J. Marsella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Roo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原载：《美国参考》，2007-05-01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