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希望之声记者杨瑞、常青采访报导)由《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人数已经突破了四千万。在这场民族觉醒运动中，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百姓正逐渐认清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并一起走上了这条和平、理性的推翻中共暴政之路。旅澳中国问题专家，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博士－－陈弘莘女士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的退党潮引发共产政权集体崩溃一样，中共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
下面请听记者杨瑞对陈弘莘博士的专访。连接收听
记者：“陈博士，您好！您对这一段历史是做过一番研究的，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照当年可否对照当年东欧的（共产党）解体过程与今天发生在中国的退党潮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一个探讨和分析呢？”
陈弘莘博士：“好的。事实上长期以来东欧的这个退党过程，以至最终他把东欧各个国家共产党推倒，然后把社会主义解体的这个过程，在中国对大多数人来讲相当是相当陌生的。这也是中共的一贯的做法：掩盖掉一切对它有威胁性的，一切对它有冲击力量的因素，无论他是历史还是现实。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开始，事实上东欧非常非常多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出现了一些离心的状态，这些离心状态主要产生于它的社会危机。比如说非常庞大的门面工程，当时的罗马尼亚很多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投资一些大型工程。而这些债务的付出一时都很难偿还，虽然城市都变成越来越漂亮了，但老百姓却越来越穷了。冷战从60年代一直走到80年代的时候，其实苏联人已经觉得负荷不起军费上的庞大开支了。因此，当时对于东欧国家来讲，经济危机似乎是每一个国家都经历的一个状态。
表面上的经济危机背后还有更大的一个政治原因，因为经济危机其实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而政治原因毫无疑问来自于几大方面：一个是共产党强权时间久了以后，它的贪污、腐败、独裁，它的人脉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家族式的管理，使得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个系统的管理。当然它的法律也成为它自己的了，它自己是制定法律的人，它自己又是执行法律的人，当然法律在社会上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等等。
从80年代中开始，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都开始爆发，各种各样的社会根基都处于很不稳定的状况。其实非常像中国今天。中国今天我们看得见的这么多的维权群体，这么多的个人，都因为受独裁专制的统治，他们有诸多的不满和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拉大。这个现状非常非常像。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东欧体制的转轨过程，其实用一句话来说，也就是解体了共产党专制体制，造就了一个宪政民主体制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事实上退党大潮在东欧当时起到了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推动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东欧的状态，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么解体这个体制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中国社会必将走过的一个过程。“
记者：“那么当时东欧国家的退党过程是如何开始的？他们是自发的吗？还是有组织的呢？”
陈弘莘博士：“退党在东欧当时，在每个国家其实各自不太相同。东欧当时的退党大潮最早的时候，比如罗马尼亚是从城市开始的，城市知识份子是比较早觉醒的一代人。而事实上，罗马尼亚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他的农民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后来，（退党）逐渐地从城市知识份子到城市工人，再往后发展到农民也觉得城市里有这么多人退党了，退党一点一点从城市传到农村，大家开始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性，还没有想到这样会把罗马尼亚共产党给退翻，但是他们觉得我退出罗马尼亚共产党至少代表着我跟它不再同心同德。
而在前苏联，它的状况又不太一样，80年代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担忧：为甚莫45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再加入共产党了？当时据说有一个比例，50岁以上的党员几乎占了80%。后来真正开始退党，他们是从年轻人退起，一直到80年代末以后，在前苏联就开始军队当中大量退党。震撼了军队以后，当民众起来的时候，军队都相继表态说“我们站在民众的一边”。我相信这个跟他们的军队在后期都觉醒了有很重要的关系。
当时前苏联在解体前差不多党员大概有一千五，六百万，那么最后，退党的人数大约达到了16%（两百五十万人左右）。我记得台湾明居正教授在演讲时，有人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15%的时候苏共没有倒台，结果到16%的时候，苏共就倒台了？这个数字很重要吗？他说其实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似好像是一瞬间就倒台了，而这个一瞬可能就是到16了。而这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一霎那，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刚开始退党的时候都是私底下悄悄的，而且担惊受怕的。一直到最后，苏联的总统叶利钦公开退党。那么直到他退党，我相信那是真正的16的那一瞬间。他是八月份退党，三个多月以后苏共就倒台了。所以退党是从暗走向明的一个过程。
几年以前的《九评》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在海外和中国大陆引起的退党大潮，的的确确是对中共的整个政权起了相当大的震撼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民间的暗流状态，其实也跟当时东欧的状态非常非常接近。“
记者：“那么这样看来，退党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只要坚持不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的时候他的垮台也是必然的，这个过程中，陈博士，您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参考一下呢？”
陈弘莘博士：“在南斯拉夫，那个时候很多大的机关中午仍旧是食堂的供给制。当政府人员有人开始介入退党的时候，他们希望推动这个（潮流）。他们拿着大盘子一排一排坐着吃饭，有时候他们就把一张小条子放在大盘子底下，上面写着“我退党了”，但是没有名字，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吃完饭，大家把盘子一拿，就走掉了，就留下这么一张纸，孤零零放在桌子上。而这个纸刚出现的时候，人们不敢去碰它。因为退党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是对党的背叛，对祖国的背叛，所以谁也不敢去碰这张纸。正好也因为没有人敢碰，反而放在桌子上放的时间越长，那么看得人也越来越多。这其实对大家的心灵都很有冲击。
还有在苏联，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高加索地区属于寒冷地带，一年70%以上的天气都非常寒冷。那里如果有人退党了，他们就会发那种小的背景图片：暖暖的太阳，暖暖的天，让大家感觉到其实了退党以后，你的身心，你的生活的状况都是暖暖的，暖暖的。这一类小图片的传播，使退党从民心的觉醒开始，然后感动着民心，最后走到震撼整个党的体制，最终震撼了整个社会。他们也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我听一个朋友在说，他们在中国有人把这种（退党的）消息写在那些一块钱的纸币上面，然后满街散在很多地方：买些小东西啦，或者给一些乞丐啦。后来就发现非常有作用。因为很多当地的派出所、公安局，都顺着这个一块钱的纸币在查，你就可想而知，退党还是让他们感觉很恐慌，很害怕，很担心，是一件非常有冲击力的事情，因为他们实实在在不愿意把退党的消息让中国人知道。
记者：“那么这样看来，中共本身已经是确确实实感受到退党的巨大威胁的啦，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帮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从始至终未敢回应过《大纪元》的社论《九评共产党》和当今退党的数字。另外我也听到过，海内外一些民主人士出于对中共政权仍抱有一定的幻想。而且在国内，也有一批底层的老百姓因为长期受中共专制制度的迫害，对这个邪恶政权的恐惧心理，现在还是有一批人面对今天的退党大潮持观望态度。他们表现出来的不理解和对三退的数字的怀疑，您是如何看待的？”
陈弘莘博士：“我觉得应该说这代表着几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大家对退党本身的意义，其实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实质；还有不少人对共产党抱有着幻想。因为大家期待着共产党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好像体制内的改革一定是代价最小的，一定是收获最大的，这是很多人的一种期待。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长期以来共产党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和统治了50多年的事实，使大家仍旧觉得好像共产党依旧强大无比，没有任何其他党派有实实在在的力量来代替它。因此就面临着一个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以后，中国就没有了真正的执政党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些想法和担心都是相当多余。
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政党交替。而所有这些历程，不是一定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台湾已经进行过好几届，从国民党到民进党，从民进党现在回到国民党，它整个政党交替已经两个轮回了。事实上，也没有真正的流血，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当初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强大的无与伦比，那么今天他还是要走上一条民主的轨迹。面对着选民，等待着投票(结果)，期待着自己能够重新执政。那么事实上，走向民主的过程当中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但不代表一定会流血。
另外一个，民主人士应该明白，独裁政府在当今这个社会是跟文明相对抗的，就像今天的东欧国家一样，中国早晚要走向一种民主的体制。通过退党把中共推翻，也是一个必经之路。退党本身代表着：我不跟共产专政制度为伍，我不接受它的统治，同时挑战它的执政力，挑战它的社会公信力。因此退党代表的意义其实是全方位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实实在在的力量和作用。
从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关注的是退党数字不断增加，代表着（退党）传播的非常广泛了，退掉共产党的这个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我是比较相信这个数字的。可能不少人有一些误会，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4千万？而现在这个4千万，其实他包括着红小兵，红卫兵，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是吧？比如说我自己，我其实就入过两个，我刚刚入红小兵，就转成少先队了，然后我就要把这两个都退掉，是不是？不是说某一个人一定要加入过共产党，他才退出。凡是跟共产党有关的那些组织他都退出，那么这个数字就远远大于大家所知道的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所谓七千万党员这样一个数字。“
记者：“无论在海外还是大陆，我们都能够看到法轮功弟子几年来在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推动着退党大潮，想尽一切办法让重重黑幕下的大陆民众能够看到《九评共产党》，能够知道三退进展的情况等等，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做着这一切。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陈弘莘博士：“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行为，我相信所有他们的这些行动都可以以人类字典上“高尚”、“崇高”这些字眼来冠名，非常了不起。
他们不但救助了那些他们所劝退了的人，而且事实上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救助。因为中共体制长期以来毁掉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这十三亿人。而大法弟子们冒着生命危险想拯救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未来的后代，我们自己民族的一个传承。因此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他们。而且不单单是我，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开会的时候，一些很有正义很有良知的知识份子们谈到这个，大家都觉得特别感动，因为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而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这是谁也做不到。 “
记者：“非常感谢陈博士，通过您的分析我们对退党这一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你的一些观点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再一次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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