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9日讯】】这一期的《壹周刊》做了一个“我的反共经验”专辑，访问了一些人，有普通市民，有包括“卡神”杨蕙如、高雄“拒绝招待中国人”的餐厅老板刘明松，以及台湾共产党主席王老养等知名人士；我也被采访。
媒体的访问，排除恶意歪曲，如果不是引用原文，也会因为表达不够清楚，或者听者发生误解，而在报导时出现偏差。这次壹周刊的访问，用“愈反愈寂寞”，就不太符合我的原意。为此，我再详细一点讲讲我离开中国后的反共经验。
这一段报道是这样写的：“这些年，反共的人愈来愈少，我成立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大部分是老人，没什么年轻人，愈反愈寂寞了，但我总告诉自己，因为愈少，才愈珍贵。”这是把我不同时段讲的话并在一起。
首先，我不喜欢用“我成立的”，因为反共团是包括李筱峰教授等几个朋友一起筹组成立的，只是我有较多的“反共经验”，才推我出任理事长。现在中老年人比较多也是事实，因为他们深知共产党的危害；但是也不是“没什么年轻人”，比较少而已，尤其是我们打出“青年”旗号，应该广收年轻人加盟，这点也是我们一直想努力克服的困难。至于“愈反愈寂寞”显然是误会。我们现在做了很多事情，忙不过来，也有许多人响应。但是因为团员都为生计忙，我们又没有经费请职员，虽然有热心团员与团友的协助，能做的事情还有限。
那么“寂寞”从何而来？是我谈到当年在香港的“反共经验”，那是中英刚刚签署有关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鉴于共产党将在九七后统治香港，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压力。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发动统战攻势，对媒体人进行拉拢，例如请吃饭、送荔枝等等。我在“信报”专栏曾写了一篇“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因为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在提醒大家中共的手法转变了。许家屯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这段历史。
我们如何因应？当时明报写“怪论”的著名反共作家哈公，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从长城电影公司“背叛”出来的，我们都了解共产党那一套，所以格外谈得来。当时我们与倪匡、胡菊人等反共作家一起创立香港作家协会。许家屯为了统战需要而请哈公吃饭，哈公的态度是“饭照吃，共照反”（这也是应和中共提出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总之，我们不拒绝接触，但是我们坚持“反共”的理念。
请我吃饭的是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我也是这个原则。一九八八年九月我陪同傅利曼教授与张五常教授到北京见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后，那晚在香格里拉酒店晚宴时也见到了许家屯。但是我反共立场没有变，除非共产党接受和平演变，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因为屡统不改，新华社把我列入黑名单，不许进入中国。
哈公还自嘲我们这类反共人士是“稀有动物”，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濒临绝种”，一是“珍贵”。能否受到保护而不会绝种，看人民对生态平衡的需要。
我是一九七六年赶文革结束前循合法途径到香港。那时出来的人有强烈反共意识，有华侨身份的人才能离开中国。当时香港四百多万人口，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后逃避共产党而到香港的，所以社会上也有浓厚的反共意识。我很认同香港这个“自由殖民地”，所以很快融入香港社会，尤其是新闻界。一九八四年以后来的就比较复杂，有些是共产党派出来的，但是为了打入新闻界，有的也装出反共面目，有的则一直在“爱国阵营”里。我并没有排斥与他们接触，很想成为他们与香港人的桥梁来改变他们，但很难。要如何区分他们真反共还是假反共，在九零年代，可以以对港督彭定康与台湾总统李登辉的态度作为重要标志。他们是共产党眼中的“千古罪人”，假反共者绝对不会认同他们。九七后，这些朋友大部分投入共产党阵营，如果为了生计，我可以理解，如果本来就负有渗透任务，就很难有共同语言了。
报导最明显的错误，我不是两岁离开中国，而是两个月；也不是躲避国共内战，而是躲避日本的炮火。这一代人往往很“反日”，我也经历过这一段，但是后来态度转变，因为日本已经是民主国家了，没有理由迎合中共一直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这一段历程，我曾经写了一篇“我的‘日本观’的演变”，放在我的部落格里，这里就不再说了。＠
－原载台湾时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