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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教授的文章引发我的感慨无尽，连我的夫人前天都不解地问，为什么你在国内有如此大的名声，却从来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来找你做律师。又如，立法者完全认识到毁灭、伪造证据、唆使、引诱证人作伪证具有社会危害 ，应当受刑法罚责，但却只特别将律师列为犯罪的构成主体，律师据此被科罪者众，难道立法者能有律师以外的其他人实施上述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 的认识结果？显然不会荒唐至此，不难看出立法者对律师深深的歧视和戒备心理。
我曾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政府不做事是对人民的最大善举”，事实上，它们不去做事也是对它们自身的一种善举，它们不做事则已，做即全做愚蠢事，这也符合规律，即一群无理 、无道德、完全无自重意识者，亦仅能若此！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点意思的，或者说从新闻的角度看有些新闻亮点的，都是为弱势群体打的一些免费官司，给受害儿童提供了一些无偿的法律帮助，其余都是经济官司。
伟毅案是我律师生涯中一起刻骨铭心的案子，当时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们在给孩子打官司的过程中的付出，今天讲起来我自己都感动，但社会给我的更多。一九九九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过街天桥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你必须去看。”我到那一看，繁华的过街天桥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寻找高智晟律师”，横幅下面是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九岁的脑瘫病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