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14日讯】中共是否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而改头换面？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共已经无法再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的绝对控制。以毛泽东旗帜网及薄熙来为首的中共左翼反对政党已经成军，并在重庆打出唱红打黑的旗帜。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国右翼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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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流亡在海外的中国政治组织很多，这包括我们常见的社会民主党、民主党、民联、民阵等组织。但是在中国大陆内部存在的右翼反对党却很少，也不为人知。博源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10月，是一个在香港正式注册，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博源基金会理事会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
伍凡：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草庵：为什么称这个基金会是个中国右翼反对党呢？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基金会的国内领军人物，秦晓。秦晓是北京老三届高中毕业生，50岁时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从2001年开始任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2010年1月7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大经济研究所在纽约证券交所举行 “2010年中国经济” 研讨会与林毅夫同台演讲。全部用英文发言的研讨会在国营中文媒体的视野里最后只剩了林毅夫关于美中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的热门话题的标准简单回答。而真正精彩的则是秦晓发言，他挑战官方的 “中国模式”，说：“有人认为经济危机过去20年，显示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佳模式，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有个真正的中国模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改革只有一种模式 。
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是要发展出一个高于一切的政府，政府介入市场活动，并拥有巨大经济资产。这一模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圈地和腐败，效率和获利能力被官僚制度大大削减，转型代价巨大，公平竞争规则由于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参与市场而遭破坏，削弱公共产品的提供。”
伍凡：他调侃中国特色─ “我们总是在说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中国的特色。我认为那一定存在着某种基本色，如果没有基本色，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特色’？ 如果没有基本色，中国特色又有什么意义？” 秦晓挑明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并推崇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他说：“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合
法性问题。中国政府将其合法性依附于经济表现，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如果经济表现好就没有动力进行改革；那改革出现麻烦呢？所以我们应该将合法性依附在现代体系之上，我们需要承认普世价值。它从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开始，对此也许有不同理解，其中也可能有一些中国因素，如’和谐’、或亚洲文化，但一般来说来，理性、自由、个人权利是一些基本价值。在中国有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观的辩论，我同意存在这种普世价值，但可以有不同特点。”
草庵：最让人震惊的是，当与会者问秦晓，他的改革主张同最近被中国政府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重判11年的刘晓波有什么不一样时，秦晓的回答竟然是 “我是体制内的，主张在体制内改革” 。这等于是说，秦晓自己承认，他的改革主张与刘晓波完全一致，都是在 “颠覆国家政权” 。不同的是，刘晓波在体制外，通过体制外的方式 “颠覆国家政权”；而秦晓在体制内，通过 “体制内改革” 的方式 “颠覆国家政权”。
伍凡：最近，这个基金会在中国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秦晓发表了很多观点，他反复强调：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 “启蒙价值”，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对中国的 “意识形态化” 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普世价值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它不因人种、国别的不同而失去意义。
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没有普遍性也就没有特殊性。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对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约，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动，才使得普世价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
草庵：其实，中国内部的右翼反对派早就有自己的观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空军中将刘亚洲。其实刘亚洲的弟弟刘亚伟在2011年也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国右翼反对派在2011年的政治宣言，这篇文章是“给兔年的祝福：回归常识”。他不仅讲了中国的现状，而且以常识与社会、常识与思维、从谤木到华表、常识与启
蒙为题，最终引申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其深刻的含义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中国右翼反对派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袁伟时也发表谈话称：当前公民权利博弈有两个核心，一是财产权，二是言论自由权。所有复杂的现象都围绕这两个核心在转。只要中国社会转型还没完成，这个博弈会一直存在。这两点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
经济上不用太担心了，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在法律和条约义务上规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意味着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我们接受了。 10年间一个很重大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要回到常识。中国的崛起，完全是接受市场经济的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自由─ 首先是经济自由；社会稳定，这是进入现代以后，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低条件。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 公民经济自由的核心。
中国经济30年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遮遮掩掩地很不彻底地恢复了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所谓模糊产权恰恰正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伍凡：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一个目的，这就是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我们非常高兴大陆体制内的反对派能有这样的认识，这也反映出，民主自由是必然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