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二 「勞動改造」
到喜馬拉雅山邊去之4（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月）
（接上5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輛去西昌的卡車。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毛澤東命令許多重要工廠（包括我姐姐男朋友「眼鏡」工作的那家工廠）遷移到四川，還特別在西昌地區建設了一個新的工業基地。毛澤東的理論是四川的大山是最好的掩體，可防禦美國或蘇聯的攻擊。從五個不同省份調來的卡車組成了車隊，不停地向西昌的工業基地運輸物資。通過一位朋友介紹，一個北京車隊的司機答應讓我們搭便車。我們得坐在卡車尾部，因為駕駛室裡坐了一位副駕駛員，以換班駕車。每輛卡車屬於一個車隊，每天黃昏時會合。
這些司機跟他們的全世界的同行差不多，樂意載姑娘而不願帶小夥子。因為卡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男孩子們很憤怒。沿途都可以看到貼在樹幹上的標語：「強烈抗議五省車隊搭女不搭男！」有些膽大的男孩擋在路中間想強迫司機停車，我學校就有個男同學因沒及時跳開而被輾死。
偶爾也聽說幸運搭上便車的姑娘被強姦的事，不過，多的卻是浪漫的戀愛故事，這些旅途造成了不少眷屬。參加戰略基地建設的卡車司機享有一些特權，其中包括允許把他的妻子的農村戶口遷到他所住的城裡，有些姑娘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載我們的司機很善良，行為無可指責。當黃昏停車住宿時，他們總是先幫我們找好住處，才去專門接待他們的招待所，還請我們一起吃晚飯，使我們能免費享受豐盛的飯菜。
只有一次我覺得他們腦裡或許有點點與性相關的念頭。一次停車時，另外一輛車的司機邀請我和南南下一段坐他們的卡車。當我們告訴我們那位司機時，他的臉拉長了，酸溜溜地說：「那好，你們去好了，和你們那些好人兒們一起走好了，反正你們更喜歡他們。」南南和我面面相覷，喃喃地說：「我們沒有說過喜歡他們，你們對我們都很好……」結果我們沒有去。
溫表現得好似南南和我的監護人，不斷要我們小心司機，小心男人，小心小偷，小心吃東西，晚上不要出門……他幫我們提東西，給我們送熱水，吃飯時間總是要京明、南南和我隨司機一起去吃飯，而他呆在旅館裡替我們看行李，當時小偷遍地都是。我們吃完後再帶些東西回旅館給他。
溫對我們沒有任何不恭的地方。進入西昌地界後的那天黃昏，南南和我想去河裡洗個澡，天氣很熱，而西昌的月夜又是那麼美。溫替我們找到一個僻靜的河灣，我和南南在彎彎的蘆葦旁邊，在野鴨的陪伴下洗澡。月光灑在河面上，散成千千萬萬閃閃的銀環。溫坐在路邊，一絲不苟地背對著我們，為我們放哨。像許多小夥子一樣，文革前的教養使他們覺得要有騎士風度。
住旅店得有證明。溫、南南和我的證明是各自的寧南生產隊開的，京明的是四中開的。住旅館很便宜，但是我們的錢不多，因為父親的大部分工資被扣發。所以南南和我同睡一張床，溫和京明則在另一個房間擠一張床。旅店很髒，設備又簡陋。上床前，南南和我總要一遍又一遍仔細地檢查被單，看有沒有跳蚤和虱子。旅店的洗臉盆上是一圈圈黑灰色或深黃色的污垢，極容易染上沙眼，我們就用自己隨身攜帶的臉盆。
一天晚上，大約十二點鐘，我們被一陣砰砰的敲門聲驚醒。每個人都得起來「向毛主席作晚彙報」。這種滑稽的表演和跳忠字舞是孿生兄弟，表演方式是晚上聚集在毛澤東畫像或塑像前朗誦語錄，一遍遍有節奏地揮舞著小紅書，高喊：「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睡眼朦朧的南南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間，別的旅客也三三兩兩出現了，用手揉著眼睛，扣著衣扣，拉著鞋後跟。沒有一個人抱怨，沒人敢。早上五點鐘，我們又得起來，「向毛主席作早請示」。當我們重新上路時，京明說：「這個城裡的革委會主任一定是神經衰弱，晚上睡不著覺。」
唱頌歌、背語錄、戴毛澤東像章、揮舞小紅書，早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當全國各地革委會在一九六八年末先後成立後，這類荒誕可笑的對毛澤東頂禮膜拜的儀式更變本加厲。新上任的革命委員會成員們認識到：最安全、最划算的行動就是什麼工作也不做，除了整人，就是使勁搞毛崇拜。一次，我在成都一家藥店買藥，一個老營業員從他的灰邊老花眼鏡後面無動於衷地瞄了我一眼，嘴裡吶吶地說：「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乾巴巴地停住了。我愣了一下，才醒悟過來，我應該接下句：「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這是一段林彪討好毛澤東的話，這樣的對答成了打招呼用語。
全中國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員會忙於修建毛澤東塑像，成都市中心就豎立了一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毛澤東站像。為了容納它和興建「毛澤東思想萬歲展覽館」，炸掉了成都市雄偉的古城樓。記得幾年前，我站在這個城樓上興高采烈地觀看國慶煙火。大理石取材於西昌，由專門稱為「忠字車」的載重卡車運來。那種車隊每輛都插滿小旗，披上紅綢綵帶，還有朵大大的紅綢花束在車頭。車隊從成都只能空車出發去載大理石，而往西昌基地運物資的卡車即使空車返回，也不准載大理石，做毛澤東雕像的石頭得專車專用。
我們和那位載我們到西昌的司機揮手告別後，搭的就是這樣一輛「忠字車」去寧南。路上，我們在一個大理石採石場停下來休息。一群汗流浹背的工人光著膀子、蹲在地上喝茶，抽幾尺長的細煙桿。有人告訴我們，他們沒有用任何機器採石，全靠一雙手。以表示對毛主席的忠心。他赤裸的胸膛上別著一個毛澤東徽章，使我又吃驚又為他痛。當我們又上路時，京明說那個徽章可能是用膠布粘上去的。至於他們赤手空拳採石，他說他們大概本來就沒有機器。
京明總愛說這樣不敬的酸話使我們大家笑個不停。這在那些年月很罕見，幽默很危險。毛澤東雖然鼓勵大家「造反」，但並不想要任何人真正犯上，對權威不恭也不行。想問題沒有「忌諱不恭」的約束，是我啟蒙的第一步。就像平一樣，京明幫助我解脫了腦裡的桎梏。
我們進了海拔約五千尺的寧南，我的腸胃病又犯了，一吃東西就吐，眼前天旋地轉。但是我們不能停下來，必須儘快到生產隊，以在六月二十一日前辦完遷移手續。南南的生產隊較近，我們決定先去那裡。我們在大山裡爬上爬下，走了一整天。夏季的山洪咆哮而下，山澗裡的水面上沒有橋樑。溫走在前面探水的深淺，京明把我背在他瘦骨嶙峋的背上。我們常常得在兩尺寬的羊腸小道上走，一面是陡峭的石壁，一面是萬丈深淵。學校裡有同學就是在夜間行走時跌落懸崖摔死的。太陽火辣辣地照在頭頂，我們都脫了皮。我渴得忍不住，很快就渴光了每個人水壺裡的水。但還是渴，每到一個山澗，就一下子撲在地上大口大口喝冰涼的山水。南南想阻止我，說甚至農民也不喝這種沒煮沸的水。但我顧不得許多。當然，緊接著是翻腸倒胃的嘔吐。
終於，我們看到了人家。門前是幾棵高大的板栗樹，四下伸展著威風凜凜的華蓋。農民請我們進去歇腳。我一眼看見灶台上放著一個大陶缽，就舔著乾裂的嘴唇不知不覺走了過去。陶缽裡可能盛著米湯，在這樣的大山裡，這是最可口的飲料。主人很客氣地請我喝，米湯本應是白色，但我看到的卻是一片暗黑。突然一陣嗡嗡聲爆發了，一群蒼蠅從米湯表面走起，再往裡看，還有些被淹了的蒼蠅。平時，我看見蒼蠅就噁心，此刻卻視若無睹，把蒼蠅吹開，大口大口吞下米湯。
到南南村子天已經黑了，第二天，她的生產隊長十分樂意地在三張證明上簽字蓋章，巴望她快離開。幾個月來，農民們明白了，他們得到的並不是額外的勞動力，而是額外的供養的嘴巴。他們沒法把這些城裡的攆走，現在有人自願離開，自然求之不得。
我病倒在床，無法去自己的生產隊。溫就獨自前往辦理姐姐和我的手續。南南和她隊上的女伴們儘力照料我，給我喝喝反覆煮沸的東西。但我仍躺在床上渾身難受，想念姥姥和她美味的雞湯。在那些歲月，雞是珍品，南南開玩笑說，我的腸胃病害得妙，只想吃最好的東西。她和別的女孩及京明都四下為我買雞。但當地農民既不吃雞，也不賣雞，他們養雞是為了下蛋，這是這裡祖宗的規矩。朋友們卻聽說原因是這裡的雞帶麻瘋病菌，這種可怕的疾病在這些山區相當普遍。這一說嚇得我們連雞蛋也不敢吃了。
京明決心為我做姥姥那樣的湯。她愛發明些小玩意的長處派上用場了。房前是一個曬穀場，周圍麻雀很多，他用棍子支起一個大圓簸箕，下面灑上穀子，一根繩子一頭系在棍上，他握著另一頭，躲在屋裡，從一面搖好的鏡子裡觀察動向。只見麻雀蜂擁而至搶食，偶然還會來一隻大模大樣的斑鳩。京明把握好時機拉繩了，我就有鮮美的野味湯喝了。屋後的山坡上長滿了桃樹，現在結實累累。京明和姑娘們每天上山大簍大簍地背桃子。京明說我生吃不行，於是為我做果醬。
我就這樣被「嬌慣」著，每天坐在門廳裡看遠處一重重的山。讀京明帶來的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書。我對屠格涅夫的小說情有獨鍾。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能背下《初戀》的許多段落。
夜晚，蜿蜒的遠山輪廓就像一條神話中的火龍出現在黑沉沉的天邊。由於西昌的氣候十分乾燥，森林保護法又沒有施行，設有防火設施，許多山天天在燃燒，只有當一道峽谷擋路或一場大雨自天而降時，山火才會熄滅。
幾天後，溫回來了，帶來蓋好章的文件：我們生活隊同意放我和姐姐。我們於是立刻上路去找縣裡管戶口的李安辦。雖然我仍然十分衰弱，走幾步就兩眼金花亂冒，但沒法子，離六月二十一日只有一個星期了。
我們到了寧南縣城，發現這裡的氣氛就像在打仗。此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大規模武鬥已經被制止了。但是在寧南這樣的邊遠山區，武鬥還在繼續。打輸的一派躲到了山裡，不時襲擊。縣裡到處是武裝人員在把守，大多數是彝族人。這些少數民族生活在西昌地區的深山老林中，傳說他們睡覺的姿勢不是躺著，而是蹲坐著，雙手抱膝，頭枕在膝上手臂裡。武裝派的頭頭，指使彝人在前面衝鋒或幹持槍站崗這些危險的事。我們到縣政府找李安辦時，得和彝人守衛用手勢比比劃劃解釋個老半天，因為我們不懂彝語，他們不懂漢語。一接近，他們就舉起槍對著我們，還把指頭扣在板機上，我們嚇得要命，卻又不得不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據說他們會把任何害怕的神色看做是心虛的表現，並會據此行動。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李安辦的辦公室，但他不在。遇到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們李安辦躲起來了，因為大多成都來的「知識青年」找他解決問題，忙得他不可開交。那位朋友也不知道他躲到哪裡去了，不過他建議我們去找一隊「老知青」，說他們可能知道。
「老知青」是指文革前下鄉的青年人。共產黨一直在動員大學考試落榜的青年到農村去，說他們可以「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中大顯身手」。這鼓舞了青年的浪漫熱情，許多人響應了共產黨的號召下鄉落戶。農村生活的嚴峻，去了就出不來，又眼見幹部子弟即便落榜也不下鄉的現實，不少人由理想破滅而轉為玩世不恭。
這群「老知青」對我們十分友好，招待我們吃了一餐豐盛的野味，又去幫我們問李安辦在哪兒。我們在等答覆時，坐在寬敝的松木陽台上，面對一條叫作黑水河的咆哮河水談天。河中高高的礁石上，鷺鷥一隻細長的腳獨立著，一隻展伸著，好像在擺出優美的芭蕾舞姿。有些鷺鷥在飛翔，優雅地揮動白雪般的翅膀，我還從沒見過這樣自然而千姿百態的舞者。
主人指給我們看河對面的一個黑暗山洞，洞頂懸吊著一把銹痕斑斑的青銅劍。山洞位於湍流的江邊陡壁上，人進不去。傳說這把青銅劍是公元三世紀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留下來的，他七次遠征這一地區的歷史十分有名，現在故事裡的劍就近在眼前，我興奮得不得了。故事裡諸葛亮七擒當地部落酋長孟獲，又七次放了他，希望以寬宏大量來征服人最重要的是征服他們的心，毛澤東和共產黨對這種戰略很在行。我隱約想到，恐怕這就是為何要我們「思想改造」的原因——這樣我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做馴服工具了。這也說明為什麼要我們以農民為榜樣，因為他們是最不會思索地聽從指揮的。今天我們能看到這傳說的又一寓意：攻心要有強力做後盾。
主人的話打斷我的沉思。他們熱心建議我們見到李安辦時向他暗示父親的職務。一位笑眯眯的小夥子說：「他一聽就會馬上拿出大印來給你們蓋上。」因為我們學校頗有名氣，他們都知道我們是高幹子弟。我對他們的提議半信半疑，有點猶豫地說：「但是我們的父母都成了走資派了……
幾人齊聲回答掃除了我的憂慮。「這有什麼關係？他是老共產黨員吧？」
「是。」我喃喃地回答。
「是高幹吧！」
「也算是，」我含糊地說， 「但這是文革前的事了，現在……」
那有什麼關係，有人宣布撒他職了嗎？沒有？那就對了呀！你看，事情明明白白，共產黨老幹部氣數未盡，他就知道……」那位樂呵呵的小夥子指著諸葛亮留下的銅劍說。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中國老百姓似乎從來沒有真正認為毛澤東的個人權力體系足以取代文革的共產黨體制。他們似乎都相信被攆下台的共產黨幹部還會東山再起。這時，那位樂呵啊的小夥子還在繼續說話，搖著頭加強語氣：「這時的幹部誰敢得罪你們，將來給自己惹麻煩！」我想起「二挺」聳人聽聞的報復性迫害。中國人總得防著有權勢或可能有權勢的人哪天報復。
離開時，我問他們該怎樣向李安辦暗示父親的職務而又不至於顯得庸俗。他們都大笑起來，說：「他只是個農民！沒有那麼細膩的感情，怎麼說都行，反正他們也辨別不出來。你乾脆就直接了當地說，你爸爸是什麼長……」我注意到他語氣時的輕蔑。後來我發現大多數「知識青年」，不管是老的還是新的，在農村落戶後都漸漸看不起農民。這結果與毛澤東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在幾天焦慮地滿山亂轉後，我們終於在六月二十日找到了李安辦。我一直在腦裡演練該怎樣說出父親的職務，但和他一對話，卻發現原來完全沒有必要。李安辦主動問我：「你父親文革前幹什麼？」他又問了好多個問題，與其說是必要，毋寧說是好奇，問完後，他從外衣口袋裡掏出一個骯髒的手帕包，打開露出一個木頭印，還有一個扁平的小盒子，裝的是印泥。他慎重其事地把章戳在印泥裡。然後在我們的三張證明上一一蓋上了大印。
在戶口凍結二十四小時前，我們總算蓋到這個非同小可的最後一章。當然我們還得去找管理戶口簿的辦事員拿戶口簿，不過這只是手續而已。我一下子鬆懈了下來，結果是劇烈的胃疼和腹瀉。
我掙扎著返回縣城，到達時天已大黑。我們找到了縣委招待所，這是一幢單調的兩層樓房，在一個四面有圍牆的院子裡。招待所登記處沒有人，整個大院也空空如也。大多數房間的門緊閉者，只頂樓上有些房門虛掩著。
敲了敲，裡面沒人，我就進房間。窗戶開者。可以看到一處後院牆半塌，外面是一片田野，走廊對面是另一排房間，四下似乎連個鬼也沒有。從房間裡一些私人物品和喝了一半的剩茶，我猜出有人剛在這裡，走了沒多久。我實在太疲倦了，沒有精力去想這人是什麼人，為何離開。我甚至沒有力氣把門關上，就一頭栽在床上和衣睡著了。
擴音器聲把我驚醒，大聲播放毛澤東語錄，特別震地下註一條是：「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憑經驗，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在攻打這座樓了。
接著我聽到近旁子彈的呼嘯聲和玻璃窗的破碎聲。擴音器在叫喚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名字，警告他們趕快投降，不然的話，他們就要炸樓了。
京明衝了進來。一些端著槍、戴著藤帽的人跑進走廊對面面向大門的房問，其中有一個滿臉稚氣的少年，背的槍比他還高。他們什麼也沒說，就衝到窗戶邊用槍托砸碎玻璃，端起槍往外打。一個人看上去是這夥人的頭領，要我們趕快離開大樓。原來這是他們這一派的司令部，現在反對派來攻了。我們當然越快逃離越好。但現在從樓梯下去已經不可能了，樓梯面對大門，出去就挨打，怎麼辦？
我們瘋狂地把被單撕成條，結在一起，好像根繩子，一頭拴在窗框上，另一頭拋下樓。當我們手抓著被單兩腿亂蹬到地面時，子彈颼颼打在四周的硬土上。我們弓著腰跑，跳過倒塌的圍牆，一路飛奔，奔得像快斷了氣，直到覺得安全後才停下來。此時天色和玉米地都開始泛白，我們前往附近一個公社的朋友處歇口氣，以決定下一步怎麼辦。路上，聽一些農民說那個招待所已被炸飛了。
在朋友處。有一個消息正等著我。我姐姐從成都發來電報，電報到時我們剛好離開南南村子去縣城找李安辦。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哪裡，朋友們便把它拆開，並逢人就告訴電報的內容，使得不管誰看見我都能把話帶到。
我就是這樣得知姥姥去世的。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