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對於中國，我們應該讚美、慚愧，尤其是模仿他們。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 ——伏爾泰
「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相反的，他們把自己看作無所不包的統一體。中國人成了人類。他們感到自己在其它民族之外，超然於他們之上，其它民族雖然在現實上並不臣屬於中國，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觀念，這些民族都是臣屬於他們的。」 ——謝林
「任何一個像我這樣，生而有幸能夠與魏禮賢、與《易經》的預見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夠忽視這一事實：在這裡，我們觸到了一個『阿基米德點』，而這一『阿基米德點』足以動搖我們西方對於心理態度的基礎。」
「魏禮賢的工作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基因，帶來了一種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中國文化基因。這是魏禮賢全力投入的文化使命，他認識到，對於滿足我們靈魂的需求，東方可說是一個寶貴的源泉。」 ——榮格
來到歐洲的孔子
還記得第一位出現在羅浮宮裡的中國人沈福宗嗎？1684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帶沈福宗去凡爾賽宮覲見了太陽王路易十四。他們獻上了殷鐸澤、柏應理等人編著的拉丁文《四書》，並要求太陽王在巴黎出版。這就是包含了《論語》、《大學》、《中庸》在內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出版時，書中對太陽王的致謝詞是這樣開始的：「今天，從遠東，來了一位君子，他出自中華帝王的皇家血統，人們稱他孔夫子——被所有中國人一致尊奉為他們國家史上最有智慧的倫理學與政治學老師和聖賢。」
這本書的準備工作跨越了一百年，包含許多人的心血。一個世紀之前，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已將《論語》粗略地譯成拉丁文。隨後，法國人、葡萄牙人、熱那亞人、西西里人、比利時人和奧地利人，至少有17位耶穌會士參與了翻譯及導讀的工作。為了讓歐洲人——尤其為了讓羅馬教廷——理解儒家哲學不是無神論，更不是甚麼異端，歐洲傳教士傾全力以赴之。
沈福宗在凡爾賽宮展示的中國文化和他獻上的《中國哲學家孔子》讓太陽王十分欣喜。他下令打開新建成的凡爾賽宮花園中所有的噴泉。花園中盡情噴灑的壯麗噴泉慶祝著這東方古國文明的來臨，歡慶著古國的聖人和稀有的象形文字一起來到了法蘭西。和眾人蜂擁而上圍觀來自中國的海之女神號一樣，在眾噴泉的歡呼聲中，這倖存的古國文明進入了歐羅巴的文化首都，進入了太陽王的宮殿。
當時的巴黎是歐洲出版業的中心，《中國哲學家孔子》出現在文物薈萃的巴黎，書頁上畫著高大的孔子揖立在又似廟宇又似圖書館的建築物前方。和希臘哲人截然不同的東方聖哲形象出現在歐洲人眼前。這時，歐洲剛剛經歷了漫長的三十年戰爭，歐洲人對冗長的宗教紛爭深感倦怠。對他們來說，這延續了五千年而不消亡的古老文明有許多自己可以學習的地方。
就如文藝復興時出土的希臘羅馬古籍成為歐洲學者鑽研的對象，現在，孔丘要求自省，重視倫理和秩序的東方哲學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哲學家孔子》中包含了《四書》的譯介（獨缺被視為與神學牴觸的《孟子》），以及《孔子傳》、《周易六十四卦及其意義》、《中華帝國年表》。這本由耶穌會士精心編纂的書籍為歐洲人開啟了一扇進入中國傳統儒道哲學的天窗。這本書大受歡迎，同年在巴黎再版。就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在神秘的東方，西方人發現了一個高度成熟的古老文明。對於任何有智慧的航海探險家來說，這一發現都有如來到了一片藏滿了鑽石礦的新大陸。
從這裡開始了涵蓋器物、文化、哲學、生活，長達一百年的歐洲中國熱。
中華帝國印象
從明朝時來到北京的利瑪竇起，散布在中國的傳教士孜孜不倦地寫出了豐富的筆記及手稿。這些手稿在18世紀時編輯成三部大部頭叢書，成為18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三大名著：《中華帝國誌》、《耶穌會士書簡集》、《北京耶穌會士中國紀要》。其中，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編著、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大中華帝國誌》在整個歐洲掀起了一陣風潮，和16世紀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誌》相映成趣。書中優美的銅版畫、如同百科全書一般豐富的內容膾炙人口。在此前後，歐洲出版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與此同時，更多耶穌會士帶回來的手稿被藏入了教堂藏書室，封藏在時間之中。
下面是出現在這些書稿中的中國形象。
他們穿的衣服像我們古代的樣式，有長裙和不滿折子，胸上有一道邊用來繫在左側，袖子又寬又大，在外衣上他們按照各自的需要穿袈裟和長袍，形式像我們穿的，只是袖子更大，王室血統和被授以官職的人，服裝跟其他紳士不一樣。
這條大道上不斷有馱馬往來，載負商貨以及其它東西，但大多數卻是騾子。大路很寬，20人並排騎行，誰也不妨礙誰，而且鋪以大石頭，據說其它省的大道情況也相同。 ——門多薩《大中華帝國誌》，1585
讌和新年節慶盛宴連續三日，他們在這三天日夜看戲，人們都陶醉在笑劇中，三天中，城門關閉。因為人們大吃大喝，有時失去控制。 ——無名氏，16世紀
皇帝親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圖讓所有人都能看見自己，就像在北京時的慣例一樣，他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為他們的皇帝是從天而降的，他們的目光中充滿異常的喜悅。為一睹聖容，他們不惜遠涉跑來此地，因為對他們來講，皇帝親臨此地是從不曾有過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興臣民赤誠的表露，他儘力撤去一切尊嚴的誇飾，讓百姓們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傳下來的樸質精神。 ——南懷仁《韃靼旅行記》，1682
官員們的府邸神秘莫測。必須穿過幾重院落才能到達他們接見下屬和會晤朋友之地。他們出巡時排場很大。以總督（這是主管兩個省的官員）為例，若無至少百人隨行，他是從不動身的。隨行人員互不相擾，各司其職。一部分人穿著專門的號衣，舉著各種牌子在總督前面開道，有時還有大隊士兵步行跟隨總督左右，總督乘坐一頂由六至八人用肩抬著的寬大的金黃色轎子高高在上行進於整個隊列中間。這種隊列往往占據整條街道。百姓們出於恭敬而止步肅立兩側，直至隊列通過。 ——馬若瑟神父，1699
我們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溪中滿是大石，都是雨天從巖壁上剝落下來的。山崖上點點茅屋散布，間雜著零星耕地，仿佛中國瓷器或其它工藝品人物山水畫再現。許多歐洲人或許會以為這些都是幻想，其實一切都是真的。 ——約翰貝爾，1719－22
光的交易Commerce of Light
在海之女神號船艙中，除了瓷器、絲綢、漆金家具之外，還有來自康熙大帝的四十九冊中國典籍。正如伏爾泰所說：「歐洲的王族同商人發現東方，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風俗論》）
17、18世紀的歐洲人不能否認，在器物、制度、人倫道德和文明的悠久上，中國遠遠領先歐洲。不知不覺中，歐洲貴族的生活發生了一種變化。他們穿上來自中國的絲綢，手持精緻的瓷杯喝中國茶，壁爐臺上是一尊青花瓷，瓶肚上手繪的彩畫中，穿一身長袍的中國文人坐在山林水畔，叫人神往。
隨著中國典籍大量的出版，歐洲人對中國的迷戀上升到了對其文明內涵的探索。從王宮貴族到所有歐洲的文人，從天生叛逆的伏爾泰到堪稱全才的萊布尼茲，人們如飢似渴地閱讀這古國文明的典冊，有如探入一個寶庫、一個待解的謎團。一本接一本介紹中國風土民情、圖文並茂的書相繼出版，加上汗牛充棟的中國古籍譯介，掀起了歐洲人濃厚的好奇心。在耶穌會士的耕耘下，中國文明的精神逐一展現。孔子、老子，這些歐洲人從來沒聽過的東方聖人現身，說出來歐洲人從來沒聽過、更沒想過的奇妙話語。一道全新的地平線展現在歐羅巴前方。
歐洲人攤開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不確定該如何對待這些遠遠超出自己想像的、神話一般的故事。伏羲、神農，這些從名字到長相都這麼陌生的中國人的祖先到底是真實還是虛構？面對一個如此古老、和自己如此不同的文明，歐洲人的歐洲中心意識受到了劇烈的衝擊。不少固守歐洲中心論的人嘲諷中國的種種，懷疑這些歷史記載的真實性，然而在這東西方文化的撞擊中，相信多元化文明的歐洲文人看見了中華帝國的美德。對這些人來說，這優異的古文明打開她的寶藏，向他們展現了一個東西方文明彼此融會的歷史契機。
以犀利的文筆，伏爾泰提醒他的同胞：這些中國典冊在兩三千年前歐洲人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寫下來了。「讓我們首先注意一個民族，她在我們還沒有發明文字時，就已擁有一部以穩定的語言連續記載的歷史了。」（《風俗論》）
萊布尼茲的說法更傳神，他把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交流稱為「光的交換」：「我覺得它是如今最偉大的事業，不僅是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福音的傳播，更有利於人類的幸福，有利於我們歐洲與中國的科學與技藝的成長。這就像文明之光的交換，能在短時間內讓我們掌握他們奮鬥幾千年才掌握的技能，也讓他們學會我們的技藝，豐富雙方的文化寶庫。這都是超出人們想像的光輝偉業。」
一生負笈奔走、在各地播下知識的種子的萊布尼茲不僅僅是說說而已。以最大的熱情，他深入中國的文化與哲學內涵，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事》。
中國人的天：有神論vs無神論
在歐洲傳教士大力翻譯中國經典的背後，事實上，暗藏著波濤洶湧的暗流。《哲學家孔子》初步形成書稿是在1667年。為了討論如何因應羅馬教廷對中國祭祖及祭孔禮儀的誤解，長達40天的廣州會議在廣州耶穌會院緊急召開。這個會議的背景是持續了兩個世紀、影響深遠的中國禮儀之爭。
同樣是天主教，耶穌會士Jesuits遵循利瑪竇的傳統，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的祭祖，並深明中國人信天敬神的精神。然而道明會（Dominican）和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s）會士視中國人祭祖為偶像崇拜，並宣稱中國是一個不信仰神靈的無神論國家。他們向羅馬教庭提出報告，教廷展開了調查。
為了向教廷說明中國人所相信的天道以及祭拜祖先和基督教精神不相違背，在廣州會議上，以利瑪竇等早期傳教士簡略的《四書》翻譯為基礎，柏應理等人重新校對和註釋《四書》。這就是後來掀起歐洲人對中國哲學強烈興趣的《哲學家孔子》。在之後的百年中，耶穌會士卯足了勁從漢語翻譯了所有中國的重要典籍。可以這麼說，各國耶穌會士戮力翻成拉丁文的一冊冊中國典籍負有一個使命：為了消弭教廷的誤會，以保證基督教能夠在中國繼續播下種子。然而在同時，這些典籍的翻譯鞏固了中國文明敬天信神的聲譽，更把這虔敬的古國文明之光向遠方傳去，一直傳入了信奉基督教的歐羅巴。
下面是歐洲傳教士翻譯中國典籍的成果。在18世紀初，《四書》已被全部譯成歐洲文字。利瑪竇最早譯朱熹注的《四書》；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了《論語》、《大學》，後者取名《中國的智慧》，殷鐸澤並翻譯《中庸》；蔣友仁譯《孟子》（未完成）。
第一個將《五經》譯為拉丁語的是金尼閣。雷孝思譯《易經》；馬若瑟選譯《書經》、《詩經》；孫璋翻譯《禮記》；宋君榮譯《詩經》、《書經》。衛方濟以《中國哲學家孔子》為基礎，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三字經》合譯為拉丁文《中國六大經典》。
回顧這一長串名字，我們是否認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為乾隆設計大水法的蔣友仁；和白晉一起乘坐海之女神號來到中國，初見南方美麗的水景，偏愛文學的馬若瑟；冒著生命危險到蠻荒之地勘測地形，對繪製《皇輿全覽圖》貢獻極大的雷孝思。許多年過去了，這些來自太陽王的使者善用他們在中華帝國的每一天，把天賜的能力發揮到了極限。這些從象形文字移植入拉丁文的厚厚的書頁是他們如兩頭燃燒的蠟燭一般，在夜裡一筆一筆磨出來的。同時，這個浩大的工程中注入了他們迫切的心情。
到17世紀中，中國已有二十多萬基督徒。為了能夠為這些信徒（以及所有中國人）敬天祭祖的傳統做有力的辯護，這些耶穌會士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可以這麼說：為了證實這些古國人民不是甚麼偶像崇拜者，更不是甚麼無神論者，也為了傳教士能把基督的種子植入這些古國人民心中，這些傳教士不惜付出所有。
玄而又玄，眾妙之門
在這些譯成拉丁文的經典中，最受歡迎的是老子的《道德經》。從16世紀起，《道德經》被譯成了拉丁、法、德等17種歐洲文字，共約一千多種版本。在譯入外語的世界經典之中，《聖經》發行量第一，《道德經》第二。同時，到了1720年，路易十四生前努力擴展的國王圖書館已擁有超過一千卷中文書。
「可以說出來的道就不是永恆的道。可以界定的名就不是永遠不變的名。」
「一個好的旅行者沒有固定的計劃，也不想抵達甚麼地方。」
「神秘不可測而又奧妙不可知，這是通向所有奇妙的一扇門。」
當李聃玄而又玄的句子映入歐洲人的心靈，我們可以想見，對這些習慣於柏拉圖式思辨風格的歐洲人來說，這是一個不比尋常的文化遭遇。確實，發現了老子和孔子，也就是說，發現了中國哲學儒道兩大家泉源的歐洲人，他們心靈受到的震撼猶如在地球上發現了另一塊堅實的大陸一般。就像所有的新大陸，這一塊大陸把他們引入一個無限遼闊的空間。
來自中國的典籍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這是傳教士晝夜辛勞結出的果實。然而要使這古國文明的精神在歐洲發酵，還得藉助歐洲本土人士的接引。歷史的安排何等巧妙：當時歐洲最具才華和個性的兩位知識份子自願扮演了這接引的角色。以最大的熱情，他們挑起了這一齣東西方文化交會大戲的大樑。於是，這齣在太陽王世紀盛大登場的文化史喜劇就有了動人的風采。@#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