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6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怡香港報導）2019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當年曾經歷及有份報導六四事件的60位新聞工作者一同撰寫了《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並於昨日（3日）舉行新書發布會，部份作者分享當年經歷。
六四事件踏入30周年之際，由多位資深傳媒人籌備半年，邀請共60位當時在海內外身歷其境及進行報導的記者，分別以短片及書籍形式覆述塵封的往事。在短片方面，30位曾直接採訪六四事件的記者講解經歷，製成發布《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系列影片，當中近半曾留守北京至六四當晚。
記者第一身經歷
3日在新書發布會及作者分享會上，主辦者之一、新書編輯委員會成員張結鳳表示，雖然過去已有不少對當年的憶述及回顧，令她感到驚奇的是收到的稿件當中「有新料」，部份原因可能現在是說出真相的時機。
例如1989年時任《星島日報》記者的蔡淑芳，當年與學生一起撤退、是最後一位離開天安門紀念碑的記者：「她現在才拿出來她當時拍到軍隊射向紀念碑發出火光的照片，很震撼。」還有當年任職《新晚報》記者司徒元，當時採訪學運領袖之一周勇軍，講述當年學生應怎麼撤退的問題，把當年採訪的錄音帶找出來，現在才發表出來。
她強調每位記者都以親身的經歷，更加細節將個人的感受及反思寫出來。比較特別的是，過往很少發聲的攝影記者，今次有八位講述自己的經歷。另外還有多位已移居海外的記者，也在書中留墨。張結鳳並強調書中60位記者皆以真實姓名撰文，她笑言除了陶傑及尊子是用筆名，因為用真名沒有認識他們。
當年為無綫電視記者的陳慧兒坦言，新書遇到不少困難，如部份人撰文時需尋找30年前照片、錄音，重組記憶花了不少時間，也有潛在作者因不同原因拒絕供稿，但她認為「今次不寫就無機會」，要好好珍惜。
她特別提到1989時任亞洲電視攝影師勞家輝。勞在短片中憶述當年在香港採訪百萬人大遊行，及後來在北京，六四夜與ATV同事在天安門廣場公廁頂拍攝軍隊清場的驚險及悲痛。陳慧兒說勞拍完片後痛哭一場，好像從當中釋放出來。
對於近日有聲音指天安門廣場並無人死亡，當時任職《百姓》半月刊記者的張結鳳透露，六四事件發生時她在現場採訪，並在天安門城樓受槍傷，見證有學生被軍人亂槍射死。
作為書本作者之一的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對「六四真相研究組」聯合召集人張家敏週日（2日）在城市論壇上稱當年有民運人士屠殺解放軍的言論感不滿，他直言對此說法不能接受，批評「好離譜」。
新書今日（4日）將在維園燭光晚會發售，楊健興表示，未來會在樓上書店發售。
程翔: 中共本質未變
1989年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透過短片，述說八九民運與中國開放改革的前因後果。他指當年五月，中共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後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的剎那展現人性光輝。
他會上表示，當年在6月3日被報社急調回港處理報務，但之前在北京工作7、8年的時間目睹中共改革開放受到的保守派的反擊，已預料「一場暴亂」是無可避免。
他在距離六四鎮壓的前半年曾與被喻為「民運黑手」的陳子明有場辯論，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會否捲土重來」。他認為改革開放的深度及廣度，不足以令文化大革命永遠不會發生。「陳子明是縱向去比較，他比較八十年代和以前中國更加專制的時代，所以認為改革開放沒可能再令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但我從一個外邊的人去看，我就會看到中國在88年的時候，那個政權的本質，還是沒怎麼改。」
他認為，當時已進行10年的改革開放並未觸及中共政權的核心，「當時88年底，我自己已經感覺到由於保守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反撲，我已經感覺到可能會是一場動亂的開始。」
程翔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場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他比較兩者時提到一個共同點：「中國的政治就是說當一個領導人，作一個錯誤的決定的時候，體制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這種錯誤。」他補充說，2012年，溫家寶在他最後一次記者會的時候，正是回應了這一點：「他說中國是政治改革滯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是會隨時捲土重來。現在事實上發展是印證了這種觀點。」
程翔認為，雖然六四學生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其影響力在東歐出現意想不到的效果，促進了東歐柏林圍牆的倒塌。
親見開槍屠城 死傷慘烈
梁慧珉1989年時，在《星島晚報》任記者，她坦言當年自己才出道2年非常缺乏經驗，她對多年來一些別有用心的傳媒經常抹黑六四，扭曲事實甚至還稱「沒死過人」感遺憾。她強調自己應再站出來憶述當年的真相。
梁慧珉表示，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傷亡最嚴重的地區是木樨地、即是復興門內外大街。她憶述當年以相機和錄音機紀錄軍隊入城、市民擋車、開槍鎮壓。有子彈殼及協和醫院大量屍體為證。
「在那裏我們真的見到所有開槍事件，市民很勇敢希望燒一些巴士，其實那些不是暴徒，就是因為他們要燒巴士去擋住軍隊向紀念碑進發。現在官方就說這些是暴徒……」她憶述，當日親見軍人開槍射殺市民，而在自己身邊有市民跌倒、受傷、中彈。
六四發生後，梁慧珉去了協和醫院，但卻見到令人震撼的景況。「在庭院那裏我都見到幾百具屍體，全部在我前面……我真的知道那些是善良的市民，那些不是暴徒。還有他們很多都是學生來的。」
大陸曾要求港媒停播六四集會內容
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講述89年時自己還是中學生，而在98年入行後，發現大陸當局非常緊張六四問題。
他憶述2009年六四20周年時，自己在北京採訪，有一天收到國新辦六局負責港澳的一位副處長邀約，在北京華僑飯店一間咖啡廳見面，對方聲言：「領導在香港看到你們的台，不斷播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那些領導覺得很刺眼。」他說對方要求呂所屬的新聞機構停止播放這些內容。呂追問對方是否懂得廣東話，對方稱不懂，僅是覺得畫面「很刺眼」。
呂表示，對方隨後搬出一套說辭嘗試說服自己，指中國經濟已經進步了，要港人向前看，不要再抓住六四這件事。呂其後匯報上司：「我老細叫我回對方四個字，就係『睬佢都傻』。」
在採訪生涯中，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故仔」不少，其中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經歷發生在2005年。呂表示，自己當時採訪趙紫陽逝世的新聞，須前往趙紫陽故鄉河南，但當時遭中共當局的緊密跟蹤。
他說在河南採訪後，隨即被公安帶到一個賓館禁錮，期間被交由省公安廳「好好招待一餐」，所幸是滿桌酒肉、推杯換盞。飲宴期間，呂想以誠心打動對方，並希望對方站在與趙同鄉的份上放過他們，於是就與對方對酒狂飲，但暗著隨行的攝影記者不飲：「每次我都儘量和他乾，他就乾，他就真喝，我就飲了之後就用白毛巾抹了白酒。有時候就是我一乾的時候，將杯倒向後面。」
他笑言在約「酒過三十巡」後，見對方開始坐不穩，講話帶醉時，就開始勸說。「我就再三和他說你都有良心的，這個是你的同鄉，兼且真是難得這樣出了一個領導人。」呂又稱當時編了一個大話，希望藉以脫身「你這裏都叫招商引資，我每晚都要和香港做一個全球華人大連線，就是講當日那些最新的新聞發展，如果我因為做不到這個連線，跟住連累到你這裏的招商引資，大家不想的事。」
最後對方負責的官員就說：「好！你走吧。」一行記者方可離去。
記者心路：留下證據化作活碑
前《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本次在書中提供部份未有廣泛流傳的史料。30年前，蔡是唯一一位與大陸學生留守天安門廣場的香港記者，同學生一樣，一度面對子彈與坦克。她在憶述六四事件的短片中，透露當時身邊不斷有子彈飛過，自己亦寫下遺書，所幸最後無事，現在可作見證，而近年她建立網誌，整理與六四有關的人與事。她亦向本報陳述自己當時內心所思，以及對香港未來的關切：
「短片中，我還想補充說的，我是記者，緊守崗位，在危難當前，我的裝備只有：一支筆、一本記事簿、一部傻瓜機，一個錄音機。作為倖存者，見證者，我最想說的是，在歷史現場，能看到人性光輝，守望精神。留下的文字證據，化作活碑成為印記，必須永誌，不能忘懷。
一個普通人在廣場，沒有人想過要做領袖、做英雄、做烈士、做炮灰、做殉難者、做犧牲者、做受害者、做被遺忘者、做創傷後遺者……。
面對今日，我們需要一場真正的自發的，由下而上的，每一個人必須緊守崗位，沉著應戰，民間的起義才有可能成其美事而不是慘烈敗亡。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真正的原因是恐懼我們人人都成為罪犯，被移交及綁架到中國，共產黨邪惡政權，成為日日例行發生的殺人滅口，囚禁良心，集中營洗腦，種族滅絕等暴行慘事罪案中，大屠殺的不只是血肉軀體，而是人性靈魂的消滅。
我們作為香港人，必須維護良心，毋須指望任何人領導先行，必須做回自己，並為同行者互相守望，才能積聚民心人氣，發揮和平演變的契機。」
（編按：引用內容為蔡女士6月3日傳至本報）#
責任編輯：李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