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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會議》的「是」是什麼?

作者 :水靜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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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3月28日訊】2024年春寒料峭的3月初,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希爾頓酒店,由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人物魏京生、王丹、王軍濤等領銜舉行一場有關中國前途的《國是會議》。出席《國是會議》的還有:黃慈萍、陳立群、金岩、李恆青、廖大文、謝田、馮崇義、鄭旭光、遇羅文、陳維明、曾建元、黃子茵、高光俊、於大海、胡平、姚誠、秦新民、潘永忠、廖天琪、陳奎德、張艾枚、北明、鄭義。

他們都是中國民主事業的推手。他們中有政治宿秀,政治學者和政治健將。他們已經創造了歷史。 現在,他們舉辦了這次《國是會議》,還制定了《十點政治宣言》。他們正在創造歷史。3月4日, 《國是會議》假美國國會山莊一間會議廳舉行新聞發佈會,宣布《國是會議》召開的消息並公布《十點政治宣言》。

值得一提,加拉格爾眾議員出面協助租借該會議廳襄成盛舉。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chael Gallagher)是《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委員會》主席。有許多關心中國事務的美國國會議員蒞臨致辭,表達祝願。

《國是會議》而非《國事會議》,緣何?抽出其中「國是」與「國事」來比較。中國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有說:「國是」者,國家大計;「國事」者,國家大事。有興趣者可查閱古籍,知其出處。南朝范曄的《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筆者以為,這裡的「是」屬於是是非非的「是」。這次《國是會議》就是提出建設中國民主社會的願景和如何行動的討論。在過程中,眾說紛紜,與會者共同發揮政治智慧,求取政治最大公約數,這是一次政治斡旋的典型示範。

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奔走四海,呼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然而,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五族共和」 的共和國立場。從民族解放的訴求提升到民族共處的共和局面。回顧這次《國是會議》提出的綱領性口號:「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  對比二十幾年前的《08 憲章》精神,這次《國是會議》在精神層面上有提升。民主事業的發展,必須繼往開來,秉承宗旨,適應當時。

這次《國是會議》的「是」 是什麼呢?簡言之,應該是:宣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宣言中表述了這種宣示,但是不夠充分展開。這是人類社會追求的目標,人類福祉。推翻中共暴政,重建共和,無非是建立政權保障公正的社會資源分配和公正的回報。所謂人權,所謂獨立人格,莫不是在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準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如何實現?!方法論至關重要。民主社會是實現人類福祉的環境,民主是手段,推動社會建立實現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權體制。民主是建設性的手段,強調程序公正,保障目的之公義性。

革命則是具有破壞性的手段,不講究程序公正,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以逞一就。說得難聽點,如同先強姦再結婚,將生米做成熟飯再說。

幾百年來,社會民主轉型,講英國大憲章運動,講日本明治維新,講南非種族和解,講俄羅斯前蘇維埃政權垮台,講台灣威權轉型,其中追求政治最大公約數的斡旋發揮了關鍵作用。革命行動弄不好,就轉味變成恐怖主義運動。共和不是革命的勝利,共和是民主的造就。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裡描寫阿Q發夢革命去,可以摸尼姑的頭,可以扯吳媽的衣衫;可是卻挨了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可惜了,魯迅先生可就沒有寫阿Q如何發夢搞民主。

保障國家在共和體制內正常運作,美國的建國先賢們設計了三權鼎立的權力結構,明確地講,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等三權鼎立,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制衡是憲政民主的基本原則。制衡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相互監督的體系,從而防止任何團體積累過多權力。不同的政權結構成分,如國會,國務院和法庭,它們之間的這種微妙的制衡攻防確保每個政權成分都能有效運作,而不可能支配其他兩個政權成分,更不可能獨立於其他兩個權力成分之外。因此從何談起司法獨立呢?總之,三權鼎立制衡可以防止濫用權力、促進合作並維護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共和體制確立,民主社會形成,社會呈現大團結的祥和局面。當年的南非共和國是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國家,出現了一位黑人民選總統後,全國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搞清算報復運動,避免了社會撕裂的局面。台灣實行總統普選,事後,建立《228事件》的善後機制,彌合社會與政府的對立局面。東西德國合拼以後,關於柏林牆東德士兵射殺東柏林居民越牆投奔民主的事件,有這樣一句名言:將槍口抬高一公分。法官提出道德審判,避免了循環報復的社會危機。這是社會民主轉型,建立共和體制,既繞不開也迴避不了的題目。

中國在三十年的「經濟改革」 風浪中孕育了兩支社會力量,民營企業家和農民工。用共產黨的教科書來講,那是資本經濟社會中的兩類人,資本家和產業工人。《十點政治宣言》沒有關心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利益?民主社會轉型沒有他們的參與,是民主運動的損失,也是目前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體量而對他們的虧欠。他們有相當大的貢獻,甚至講是犧牲,特別對於廣大的農民工來講。

走筆到此,感到心力有所不逮。終究年歲不讓人,我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長一歲,經歷知青下鄉,繼而下煤井成為中國工人階級老大哥;後來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畢業生,轉而在大學講台授業。後半生在加拿大多倫多定居,再入書院,修成法律人在法庭進行訴訟案例,還是三棲媒體人,寫稿,在空氣中發聲顯身。廉頗老矣。我可是力不從心了。

有朋友戲言,說我很像《繁花》裡的上海爺叔。游本昌九十歲演爺叔。我比他年輕。在新聞看板上,我看到我的同齡人,如袁弓夷,如曹興誠,如黎智英。面對他們,我要問自己: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國是會議》召開是為了推翻專制暴政,還是為了解放捆綁黃土地上的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封建文化桎梏呢?《國是會議》正敲響喪鐘。喪鐘為誰敲響?

責任編輯: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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