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4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高曉雯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六四」35周年即將來臨，4月28日，溫哥華支聯會在溫哥華蘭加拉學院（Langara College）舉辦 「六四」座談會，特邀三位年輕的香港學生領袖周永康、周豎峰與馮敬恩現場演講，主題是「由1989到2019 香港人的抗爭，傷痛和記憶。」
從對中國大陸八九六四的民主運動的認知，到親歷香港本土的2014雨傘運動，以及2019的反送中反國安法社運，三位演講者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對六四維園燭光的意義的認知和對自由香港的期待。
香港民主理事會理事、2014年「雨傘運動」和「爭取真普選」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周永康(Alex Chow)，以「悲傷，創傷和政治的當代意義」為題進行了演講。他認為，六四維園晚會「無論是一種作為團結海內外香港人的方法」，「還是悼念的儀式，是一種抗爭」。
周永康表示，經過2019年的抗爭及以後的鎮壓，不僅是他，無數香港人都受到了重大的衝擊。「那一剎那2020年國安法一落閘，然後公民社會所有的政黨、傳媒、工會一掃而空的時候，我想那種衝擊對很多不同的人來說是很大的。」「你的家園是失去了，似乎在不同人的心中，或者感受裡面是有一個地方是穿了洞的」「或者心裡便好似有個窿（洞），有個黑洞吸咗（了）你入去」。
2021年他曾經歷了「非常崩潰」的時期。」特別是47人案前後，有很多認識的朋友陸陸續續被收監、還押，不能保釋，然後有很多法庭的新聞傳出來說，他們的求情理由，包括終身不會再做任何的政治參與，不會做任何的政治評論，願意社會性死亡。」
他曾想不顧一切都返回香港和他們在一起。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其實是那時候的感受是怎樣，以至現在這一刻你的感受是怎樣。」 他動容地詢問。
「又不是純粹是說移民，而是說你因為政治環境的變動，因為政治迫害，因為政治風險，因為政權暴力，因為國家暴力，因為司法風險，你被迫要離開，或者你被收監，你被判刑之後，你覺得香港你已經沒辦法留在這裡，你要遠走他方。那種心態，或者說心結，或者說創傷，你怎樣去重新讓自己可以站起來。我覺得這個是今時今日我們香港社群面對的很大問題。」
周永康詳細講述了自己一點一點走出痛苦困境的方法與經歷。
馮敬恩（Billy Fung Jing-en）是卑詩大學圖書館和訊息學碩士，曾於2015年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他在座談會上介紹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問題。
他用民族主義的框架去思考2013年到2018年香港年輕人對維園燭光悼念的不同認識，他認為，過去香港人看待天安門事件，是一種情感認同，而2019的香港人已經從一連串的政治動盪中形成了新的政治認同。
在馮敬恩之後也曾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的周豎峰（Ernie Chow），則提出了兩個問題，雨傘運動一代如何理解六四？如何理解2010年代香港有關悼念六四的論戰？
他認為，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條件，是在惡化，「大家會看到貧富懸殊很大，生活空間不斷被壓迫。」「特別是年輕人，感受得很辛苦的時候，對社會相對來說很悲觀，或者很絕望，這個情緒主見令到他們，對整個政制、整個社會，不滿，從而他們很希望求變。」
雨傘一代的目標與泛民的目標不同，他認為，「80年代90年代至00年代的民主運動是講保守、講保衛、講保住香港、講保住一國兩制、保住50年不變的社會。」
而雨傘一代則不同，目標就是求變。「在2010年代那個很困難很絕望的政治環境當中，他們很希望六四集會能夠成為一個帶有政治能量，能夠為香港政治帶來改變的一個抗爭。」
不過周竪峰也承認，在香港的民調中「平反六四」的支持率三十多年基本保持不變，而六四對香港年輕一代的重要啟示是，共產黨永不可信。所以雖然雨傘一代與泛民的分歧仍在，但在紀念六四的旗號之下，大家仍然可以合作。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而且都受到抗爭使命的感召，你喊你的平反六四口號，我呼我「光復香港」的訴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今年是天安門廣場大屠殺35周年，也是雨傘運動十周年，同時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五周年」，主持座談會的溫支聯主席李美寶指出，五月是一個沉重的月份，以前發生的種種又重現眼前，這些歷史都要傳下去，並且要通過宣傳，讓更多的加拿大人知道。◇
責任編輯：李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