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高晓雯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六四”35周年即将来临，4月28日，温哥华支联会在温哥华兰加拉学院（Langara College）举办 “六四”座谈会，特邀三位年轻的香港学生领袖周永康、周竖峰与冯敬恩现场演讲，主题是“由1989到2019 香港人的抗争，伤痛和记忆。”
从对中国大陆八九六四的民主运动的认知，到亲历香港本土的2014雨伞运动，以及2019的反送中反国安法社运，三位演讲者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六四维园烛光的意义的认知和对自由香港的期待。
香港民主理事会理事、2014年“雨伞运动”和“争取真普选”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周永康(Alex Chow)，以“悲伤，创伤和政治的当代意义”为题进行了演讲。他认为，六四维园晚会“无论是一种作为团结海内外香港人的方法”，“还是悼念的仪式，是一种抗争”。
周永康表示，经过2019年的抗争及以后的镇压，不仅是他，无数香港人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那一刹那2020年国安法一落闸，然后公民社会所有的政党、传媒、工会一扫而空的时候，我想那种冲击对很多不同的人来说是很大的。”“你的家园是失去了，似乎在不同人的心中，或者感受里面是有一个地方是穿了洞的”“或者心里便好似有个窿（洞），有个黑洞吸咗（了）你入去”。
2021年他曾经历了“非常崩溃”的时期。”特别是47人案前后，有很多认识的朋友陆陆续续被收监、还押，不能保释，然后有很多法庭的新闻传出来说，他们的求情理由，包括终身不会再做任何的政治参与，不会做任何的政治评论，愿意社会性死亡。”
他曾想不顾一切都返回香港和他们在一起。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其实是那时候的感受是怎样，以至现在这一刻你的感受是怎样。” 他动容地询问。
“又不是纯粹是说移民，而是说你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动，因为政治迫害，因为政治风险，因为政权暴力，因为国家暴力，因为司法风险，你被迫要离开，或者你被收监，你被判刑之后，你觉得香港你已经没办法留在这里，你要远走他方。那种心态，或者说心结，或者说创伤，你怎样去重新让自己可以站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今时今日我们香港社群面对的很大问题。”
周永康详细讲述了自己一点一点走出痛苦困境的方法与经历。
冯敬恩（Billy Fung Jing-en）是卑诗大学图书馆和讯息学硕士，曾于2015年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他在座谈会上介绍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
他用民族主义的框架去思考2013年到2018年香港年轻人对维园烛光悼念的不同认识，他认为，过去香港人看待天安门事件，是一种情感认同，而2019的香港人已经从一连串的政治动荡中形成了新的政治认同。
在冯敬恩之后也曾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的周竖峰（Ernie Chow），则提出了两个问题，雨伞运动一代如何理解六四？如何理解2010年代香港有关悼念六四的论战？
他认为，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条件，是在恶化，“大家会看到贫富悬殊很大，生活空间不断被压迫。”“特别是年轻人，感受得很辛苦的时候，对社会相对来说很悲观，或者很绝望，这个情绪主见令到他们，对整个政制、整个社会，不满，从而他们很希望求变。”
雨伞一代的目标与泛民的目标不同，他认为，“80年代90年代至0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讲保守、讲保卫、讲保住香港、讲保住一国两制、保住50年不变的社会。”
而雨伞一代则不同，目标就是求变。“在2010年代那个很困难很绝望的政治环境当中，他们很希望六四集会能够成为一个带有政治能量，能够为香港政治带来改变的一个抗争。”
不过周竖峰也承认，在香港的民调中“平反六四”的支持率三十多年基本保持不变，而六四对香港年轻一代的重要启示是，共产党永不可信。所以虽然雨伞一代与泛民的分歧仍在，但在纪念六四的旗号之下，大家仍然可以合作。因为大家都是香港人，而且都受到抗争使命的感召，你喊你的平反六四口号，我呼我“光复香港”的诉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今年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5周年，也是雨伞运动十周年，同时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周年”，主持座谈会的温支联主席李美宝指出，五月是一个沉重的月份，以前发生的种种又重现眼前，这些历史都要传下去，并且要通过宣传，让更多的加拿大人知道。◇
责任编辑：李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