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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9日讯】
一、sars打击资本市场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力度有限的话,sars疫病的爆发则无疑给中国经济迎头一击。sars疫病这个本来只属于卫生健康范畴的微生物却引发了一场令中国政府丑态毕现的国际风波，同时也对国内政治经济造成巨大震动。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迅速推出两名替罪高官以泄世界民愤的作法，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解读，但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不听话的sars病毒在国际上四处游荡，造成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哪怕在国内死人再多也不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不择手段地采用隐瞒欺骗来保证中国经济的恶性增长，这是中国政府的正常方法，国内资本市场上具有呼风唤雨之力的国有机构当然深通此义，即使他们早就了解sars在海外的情况，他们仍然可以化”非典”为动力，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大力营造资本牛市。然而，随着中国政府在sars问题上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呵护”节节失利，终于至4月25日以6连阴打乱了市场主导力量的原有部署，阶段性的市场恐慌情绪伴随着sars的阴影席卷而过。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普遍的虚假账目与内幕操控，毫无责任感的大肆圈钱，股票价格严重脱离实际价值等，然而，在把资本市场作为国企脱困的工具这一政策定位的框架里，上述现象实际上就是政策环境下的正常产物，这些现象反过来由于制度的推动而又变本加利。应当说，这些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许多市场人士以及某些经济专家都已正确地指了出来。然而，为什当市场预期要进行政策性结构性大调整从而迎接市场较大动荡的时候，股市却反身向上，并且舆论也开始大唱牛市之歌了呢？在对sars的影响出现始料不及的误判后，市场主力无功而返，接踵而来的压力对原有计划来说是否需要暗中支持着的政策公开化呢？
二、从”非典型资本市场”说起
中国资本市场的特异（怪异）首先表现在把股份人为地分割成不能流通的国有股和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前者大约占到市场的三分之二，后者占三分之一，这样，整个市场的情况实际上就是由少数的流通股来代表或表示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用来描述市场基本状况的”指数”仅仅只代表了小部分，而我们却一直用这种指数来理解市场整体。以偏概全的数字计算使中国资本市场的指数一开始就是非真实的，因为这个市场一开始就是非典型的。中国市场上表面的市赢率过高问题、深层次的”一股独大”问题，实际上都根源于这种畸形的制度设计。让不流通的国有股流通起来，把先天的畸形矫正过来，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然而，在现有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从三分之一的流通走向全流通，返回到设立资本市场的历史起点却绝非易事，因为它还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股””权”分裂问题：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荒谬现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分裂的基本含义。假设一个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的资产评估值为2000万元（暂不考虑自己给自己评估的真实性），按照通行的每股1元面值计，共2000万股。向公众募集1000万股，每股溢价发行4元，共得到4000万元，这样，新组成的企业总股本3000万股，股金6000万元，每股价值2元。于是，一股独大的国家股在账目上立即从1元升值（巧取豪夺）为2元，而公众股的实际价值则缩水2元。从此以后，按照国际惯例，所有的股份一律”平等”，每股股份具有相同的发言权和收益权。这种起点的不公平，使得后继的任何公平的市场规则都是在加剧和掩盖更加的不公平，这也是为什我们会看到在资本市场上政府扮演积极的市场化角色而市场人士却表现出反市场化这一奇特现象的深层原因。这种让国有资产”巧妙”升值的办法，是在设立资本市场之初时突破计划经济的政治约束条件的权宜之策，它允许了一个一直宣扬要消灭资本的意识形态国家建立自己的资本市场成为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起过积极作用的举措。而作为冤大头的流通股份购买者同时得到了承诺：国有股不流通。由于可流通股份的大幅度减少，使流通中的股份价格具有天然的趋高潜力（高市赢率倾向），在起点被剥夺了的权利只好在后继的股份买卖中靠获取差价来补回（高投机倾向）。这样，一个非典型的资本市场就在典型的市场游戏规则的名义下粉墨登场了，然而，当十年后典型化了的”海龟派”要以”市场”的名义按市场价进行国有股减持或流通时，其对流通股份持有者的嘲弄打击是非同小可的，整个市场应声而落自在情理之中。在资本市场的十年风雨中成熟起来的市场人士，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懵懂易欺，一场激烈的大争论席卷6000万投资者，一时间在市场上指谪”海龟派”不懂中国特色（即非典型本质）和咒骂政府流氓圈钱之声不绝于耳，最后不得不匆忙以”暂停国有股减持”的国务院指令草草收场。在收到全国几千份民间方案后，所谓”双赢”的最终方案仍不见踪影，而目前甚至连讨论热情都已经减弱，显然，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被拖延搁置的拿手好戏再度掩盖了。
三、经济的基础是政治
经济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绝非”谁决定谁”、”谁是第一位”的简单线性问题，甚至也不是抽象的”相互作用”所能够说明的。特定的经济形态与特定的政治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不同的关键性作用，这是需要生活在当时代中的人们细加考察的事情。不存在古今未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社会规律。”经济的基础是政治”是这样一个历史性命题：它是为了理解现时的历史时期的实际状态而提供的说明性解释，这种解释的历史视界，规定了它无意去充当理解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通用标准，就像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非历史命题那样，与其相反，现时的中国倒是处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历史时刻。实际上，对经济和政治进行观念上的区分本身就具有相对性，现实的社会行为往往既具有经济意义又具有政治意义，既属于经济范畴又属于政治范畴，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决策，这一政治拐点导致了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划定了经济变革的方向、方式和范围。正像单纯的经济分析不能完整理解经济，单纯的政治分析也无法完整理解政治，而以经济分析来推断政治走向更是一个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误区，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说和大前研一的中国前景说，就是过分看重经济因素来推断社会变化的两个极端的例子。同样，国有股减持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一行为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公共分配（政治），也涉及到深层次的政治理念问题，市场人士已经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与民”的问题，基本上挑明了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之争。在一个一向宣传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且标榜国家利益”代表”了人民利益的社会中，第一次最直接最明确地遇到了”国家”与”人民”的分裂局面，这个经济问题的处理若有不慎，其政治意义一旦明朗化公众化，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政治后果。这个问题使中国统治者无法再套用”国家”和”人民”的双重名义来推行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是国家，人民是人民，两者不是一回事”的思想在6000万投资者的头脑中蔓延开来，可以想象这是多可怕的政治事件。当经济行为挑战到政治基础，拖延与搁置国有股问题就成为目前政治环境下可接受的选择，即使是号称施行”股市新政”的新的管理层也难以有所作为。十几年在资本市场轻易圈钱的经验给中国的”国家”经济带来了莫大好处，没有哪个官员敢于改变这种习惯而不承担自己的政治风险。众多的所谓”双赢”方案照顾了政府的敛财贪性也难以通过，因为所谓”双赢”不过是国家对人民的某种让步，而任何让步都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没人愿意留下这个无理但有效的政治把柄。
四、”非典型牛市”的如意算盘
国有股流通是关系到资本市场基本本性的大问题，改变目前扭曲着的市场形态，对于纠正高市赢率、高投机的市场倾向，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国家出让持有的企业股份，解决一股独大问题，把回收的资金用于填补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也是不允许再等待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显示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的关键意义和多重功效，然而，因为它触及了稳固的政治底线，改变这种底线有了经济的迫切性但还缺乏足够的政治迫切性，而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对”国家”经济又不可或缺，于是只好采取”鸵鸟政策”，继续假装问题不存在。在目前sars疫情的严峻形势下，解决问题的时间表更会不见踪影。和国有股减持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的银行问题。在典型的市场条件下，国有银行早已崩溃破产，目前不良资产的高增长率（去年新增3000亿左右）与高储蓄率（已达10万亿）以及高惜贷状况（不愿给企业贷款），使银行的低效率根本没有解决的希望。国有银行已经从支持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堕落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可以公平地说，那些对政治改革保持沉默、有意掩盖经济对政治制度依赖的”主流”经济学家为造成今天的银行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摆脱银行困境，在固有的经济策略框架内，歧视国民的引入外资（不对民间资金开放）和掠夺国民的银行上市就成为新的经济改革方向。国有银行上市虽然可以暂时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但在资本市场经历了所谓泡沫严重的非实质性的指责和国有股减持的实质性打击后，市场人气低迷消沉，在这种市况下，既完成上市计划又不造成市场恐慌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需要大牛市”的制造牛市的论调就成为市场人士的期盼，对于资金推动型和政策主导型的市场来说，制造牛市的”技术”条件已不成问题。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的盈利出路以及去年国有证券公司全行业亏损的压力，都对制造一个大牛市的渴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非典型牛市”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呼之欲出。市场信心与可入市的资金规模是”非典型牛市”的两个主要制约条件，前者可以用制造舆论来解决，后者可以用政策创新来解决。前不久在一个著名的门户网站上登载了一篇论证银行资金入市的长篇文章，但其中泄露了太多的玄机，第二天就不见踪影，连同相关内容的推测性文章也全部删除。市场迹象表明，今年初开始营造的牛市行情背后隐藏着不宜公开的大思路，它的成败事关重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sars疫情突如其来，刚刚有所恢复的市场信心遭到意外打击，使”非典型牛市”的一个支柱功能丧失，另一个支柱深陷重围。不过，这些国有资金不会认赔出局，一旦度过sars恐慌期，既定计划仍会继续执行，只是其运行轨迹要更多地依赖于sars的表现了。
西方经济学是在民主政治前提条件下的经验科学，由于这种经验科学的前提条件对于那种社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主流的经济学研究中这些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被合理地”抽象”掉了，这种”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甚至误导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连西方社会中土生土长的”制度经济学”一开始也不被主流经济学承认。非民主条件下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会在未来的运行中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政治边际效用，政治改革是中国经济走向健康增长而不是恶性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政治一天不改革，中国经济就会天天处在不负责任铤而走险的杂技表演中。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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