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任纹仪台北特稿）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十二日被安排出任中国政协副主席后，北京当局随即批准董建华的辞呈。虽然董建华是以个人健康因素请辞，但学者分析，应与北京长期不满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有关，也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去年底当面训示董建华“查找不足”的重话脱不了关系。
董建华担任香港特首七年来，施政满意度可说一路下滑。统计显示，港人对董建华的支持度从一九九七年香港易帜时的高点，到三月十日香港大学的调查显示，董建华仅获得百分之四十七点九的支持率，声望不及格。
最新的调查还发现，高达五成的港人赞成董建华提早下台，反对的不到三成，董建华在港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因此，当董建华辞职的消息传开后，竟有港人以“回归以来最好的消息”来形容，还有人表示股市应会出现大涨的“庆祝”行情。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说，董建华第一任任期五年的施政满意度和民意支持度都很低，香港经济状况也不佳，但他却可以连任，外界认为除了江泽民力挺，没有其他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香港自九七以来，无论内政或经济都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内政方面，港人民主观念与自主意识日益高涨，政制改革压力接踵而至，加上立法会泛民主派的制肘，港府施政倍感艰辛。
另外，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两次“七一”大游行，五十万港人史无前例走上街头，导火线固然是反对二十三条国安立法、要求尽速实施“双普选”，但主因还是港人长期以来对港府在包括处理SARS危机、高官问责制等问题上管治无能的不满。
在经济方面，受到亚洲金融风暴波及，香港曾陷入空前困境。经济一直是支撑香港繁荣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但香港失业率从一九九七年百分之二点二，攀升至二零零三年的百分之七点九，失业人口也从七万人激增到二十七万多人，港人GDP平均值从九七年的港币二十万七千元，下滑至零三年的十七万九千元。
在此背景下，胡锦涛去年底在澳门接见董建华及治港团队时，提出三点治港意见，要求他们“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施政能力及管治素质”，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
学者分析，在经济危机可能进一步转化成政治危机，进而影响香港局势平稳的考量下，这几年中国政府经常被迫站上第一线，协助港府打击投机客、刺激市场景气，并透过中国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开放大陆民众赴港自由行等措施，拉抬香港经济。
除了辛苦力挺，去年九月香港第三届立法会议员选举，中国透过绵密的政商、社会网路，以及爱国主义的诉求，辅选亲中阵营候选人成效颇佳，使得民主派未如预期获得过半席次，暂时疏缓北京的压力，同时更坚定中国按照基本法处理香港问题的信心与决心。
尽管董建华第二任五年的任期还有二年，但随着胡温权力逐渐巩固，促使中国重新评估董建华适任与否的问题。
当然，将香港政制与经济问题完全归咎于董建华一人，似乎也未尽公平。因为“爱国爱港”向来是中国强调“港人治港”的先决要件，在这样的逻辑下，特首的“忠诚”比能力重要，北京的认同又比港人的支持来得重要。
形式上，行政长官虽是由八百人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但众所周知，若没有中共高层的“钦定”，绝对无法在选委会过关，特首的权力既然来自北京政府，自然必须事事听命于北京。
此外，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架构下，特首所能施展的空间本来就相当有限，还必须在北京与香港民众间沟通、调处，特首的角色实在不讨喜。
无论董建华是因病请辞，还是遭到撤换，对于北京当局而言，爱国爱港、高度贯彻中央意志，只是下任特首最基本的条件。
如何强化管治能力、提振港人信心、化解与民主派的对立等，以及为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与二零零八年立法会议员两项选举营造有利的大环境，以继续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北京思考继任人选的重要因素。
在董建华辞职后，目前行政长官一职由政务司长曾荫权暂代，曾荫权同时也是台面上呼声甚高的继任人选。然而，在北京政府这只幕后黑手的阴影下，无论是谁继任特首，香港恐怕都难逃“鸟笼民主”的历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