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葛佩琦是不是中共的高级特务?

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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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9日讯】(一)本文继续探索毛泽东到底是否知道葛佩琦的“身份”

本文继续探索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周恩来是否知道葛佩琦是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特务?

在《千古奇冤葛佩琦》中,我推测道:“当毛泽东读到葛佩琦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的时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报的真实性。要鉴别情报的真实性首先要调查清楚情报的来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当然要知道葛佩琦这个人。葛佩琦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给了习惯于长夜工作的毛泽东多大的兴奋啊!如果没有葛佩琦、卫立煌这些‘无名英雄’的贡献,毛泽东在东北战场能够决战决胜吗?”

但这只是假设。严肃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常常采取假设。胡适不但提倡大胆的假设,还要求小心的求证。其实,我们对于某个论题提出“大胆的假设”的时候,已经有某种推理、推想、求证隐含其中了。

(二)为“特务”以及“高级”正名

“特务”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语,没有褒贬,但是中共赋予了贬义,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参加国内或国外的反动组织,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汉语使用词典》解释为“经过特殊训练,从事刺探情报、颠覆、破坏等活动的人。”贬义减少,仍然带有贬义。经过几十年的薰染,积习成惯,大陆人就把“特务”当成十恶不赦的坏蛋。

其实,特务与间谍、谍报员、情工、情报人员、特工、特工人员、密探、鼹鼠等等都是同一性质的人员,也都是中性词语。

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观察,国民党的特务和共产党的特务,实在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情报战线上,共产党是大赢家,赢得缸满瓢溢,国民党是大输家,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惨不忍睹。

本文所以要使用“特务”一词来称葛佩琦,就是要恢复它中性的地位,也使我们自己站到中立立场来观察历史,尽量减少主观的褒贬,以求得事实的真相。

中共为什么要把自己派遣的特务称为“情报人员”呢?这是因为在道德上可以摆脱手段卑劣、下贱的地位。所谓“情报人员”,顾名思义是企图限定只“窃取”情报,不搞颠覆、破坏等下三栏的事。其实,据说,毛泽东终身没有放过一枪,你说他杀过人没有呢?窃取情报是高尚还是低劣,确实涉及到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本文不节外谈论。

其次,“特务”大概也可以笼统地分出高、中、低级。举凡进入对方较高部门,获得较高职位,尤其是有机会接触或刺探核心机密的人员,不论其本人原来的级别高低,都可以称为高级特务。葛佩琦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头衔混进对方,然后获得很高的职位,后来又送回大量核心机密情报,当然应该称为“高级特务”。

退一步说,葛佩琦如果不从事地下工作或没有发生“脱党”的意外,以“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的领袖人物身份、1938年入党的资历而言,参照他的同时的一些人,解放后也都是身居司局或省部一级的官位,都是属于高干。所以葛佩琦无疑是“高级特务”。
因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的高级特务名单上,葛佩琦无疑应该列名其中。

(三)身负重任赴东北”

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条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

以东北为根据地,夺取全国政权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战略宏图。远在抗战胜利前,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我“准备二、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第二天,根据商定的方针,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项关于迅速进入东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东北的部队与干部立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部队不能去的城市,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强调:“苏方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在东北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方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毛泽东对东北是志在必夺。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表面上向国民党让步,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其实是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毛泽东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下达《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个》的指示,“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可见对东北,毛泽东是志在必得。

那时,中共各根据地的人马是昼夜兼程,星夜行军,条条通向东北的大路上是如潮水一般的人流拥向同一个目标,汇聚到山海关前。据说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三分之一派到了东北。总之抢在国民党的军队前占领东北城乡,从苏军或日军手里接收能够装备几十万人员的武器,成了十万火急的任务。为此毛泽东都积劳成疾,卧病离职休息。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把争夺东北根据地当作重中之重的重任。为此,获取东北军事全局的情报成了战略决战是否能够取胜的关键。这时怎么会把打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的一名少将葛佩琦当作“闲棋冷子”乃至等闲之辈呢?

总而言之,我坚信,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的在东北地区的高级特务名单上,绝对有葛佩琦这个名字。

(四)中共高级特务的前后“三杰”与葛佩琦

我用e-mail发出了文稿《千古奇冤葛佩琦》,随后翻开中共高级特务熊向晖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从图书馆借来这本书,是因为张戎揭露说胡宗南是中共卧底的高级特工,而熊向晖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周恩来布设在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因此产生了读一下熊向晖的回忆录的兴趣。

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感到实在值得一读。1947年6月,熊向晖“归队”,回到北京,去见派遣他的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兴奋地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凡引文出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的,只加引号,不加注释。)

其“前三杰”中的陈忠经就和葛佩琦有极为密切的地下工作关系。

在争夺东北中,第二战线也是快速跟进。当时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派葛佩琦乘美国军用飞机捷足先到北平,开设了地下联络站,作为派员到东北的桥头堡。

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时陈忠经已经在国民党内立足站稳,有的人就是经过经过陈忠经的介绍,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1946年新年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也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也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派令。

明白了这个关系,对于我们大体把握葛佩琦在中共地下工作系统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看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地位与作用,首先是看他“乔装”以后可能达到的身份与地位。这决定他能够收集到何种秘密等级的情报。其在敌营的身份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收集到越机密的情报。葛佩琦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的军衔是少将,当然是高级特务了。

周恩来提到的前后“三杰“中没有葛佩琦,不等于他在情报战线上的地位低于他们。建国后,“后三杰”均担任重要职务,熊向晖、陈忠经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申健任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但是,因为葛佩琦不是周恩来直接掌握、派遣的特务,所以把他放在其外,但是“三杰”获得的情报,主要是胡宗南部队的情报,葛佩琦获得的是东北国军的情报,两者不可互相取代,或互相褒贬。

我们也可以断定,中共在东北的特务,绝对不只葛佩琦一个人,即使在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里,也可以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但是这丝毫不能贬低葛佩琦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情报,不但多多益善,而且还要互相印证。作为情报人员,时刻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因此也要准备后继有人,但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贬低葛佩琦是高级特务的地位与作用。

(五)葛佩琦送交了哪些情报

葛佩琦在东北的时间大约是将近3年,到第二年末,他的直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从此断绝了发送情报的通道。在前一年半当中,他提供了哪些情报?这些情报起了什么作用呢?

根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记载,“这些情报,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现在让我长篇引用该书——当葛佩琦得到“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的派令,之后:

正当其时,报载杜聿明下令在东北通辽枪杀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人,妄图恫吓我地下工作人员。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他毅然去了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

这个组,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那时所有从关内调到东北的部队,都要把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管姓名等等,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依据这些书面报告,编成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给自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大机密材料。

国民党驻沈阳的重要头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人,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葛佩琦每次都跟随余纪忠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组织报送机密情报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国民党旅大接收委员会的宣传组长,率领宣传组进驻辽南国民党新六军防区的熊岳镇。他及时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报给了地下情报网。

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辽东南攻势时,葛佩琦代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东(现名丹东)视察,将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部署及新修的防御工事等情报,立即报送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游行回应。国民党东北军警、教育当局匆匆组成了制止学生游行的所谓“学生指导委员会”。葛佩琦与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同志及时打入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主张对不听劝阻的学生可以开枪制止,葛佩琦等四人坚决反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但会议决定:当夜逮捕各校学生会负责人。一散会,葛佩琦就火速通知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于当夜就离开了学校,敌人扑了空。

7月,东北解放军围攻四平守敌新七军。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长官郑洞国任前进指挥所副主任,率领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离开沈阳前往增援。担任这个前进指挥所新闻组组长的葛佩琦,在进达铁岭的当天夜晚,用军用电话向我党沈阳地下组织密报了这一情报,使围攻四平的解放军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

不日,葛佩琦当年的北大校友傅汝霖,率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达四平,专要葛佩琦陪他一道看了几处伤兵医院,又一同坐飞机到了国民党新一军困守的长春。在对高级军官慰劳会的交谈中,葛佩琦获知了新一军的城防部署的动态,一回到沈阳,就向地下组织报告了这一切。

总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尽管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但仍恪守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静似处女,动如脱兔,机智果敢,沉着冷静地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

但是,既然是“虎穴”,就难免受到“虎狼”的伤害。1947年10月初,西安情报站被西安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赵耀斌被捕。赵耀斌在西安新华巷一号的住宅,打着胡宗南或三青团陕西分团旗号开办的《新秦日报》、西北通讯社和研究书店,都遭到了特务们的彻底搜查。被周恩来称做我们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已完全暴露,只因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等人与胡宗南的关系至为深厚,他们为保住胡宗南的“声誉”,才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而让大吃一惊的胡宗南亲自处置,而这时,熊向晖已被胡宗南保荐去美国留学,并已经到达大洋彼岸;胡宗南为保住自己不被蒋介石痛骂一顿,也只得给这位几近十载的“亲信助手”网开一面。但是,对由西安而北平而沈阳的我们党的地下情报网的其他人员,军统特务们则力争搜捕无遗。对这种突发的危急事态,远在沈阳的葛佩琦等人却全然不知。

在1947年10月10日参加了“国庆纪念会”的当天夜晚,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同志、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同志、住在王书鼐隔壁的“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同志,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了李年的爱人——地下电台译电员何英芬的告急电话,立即作了急速考虑:如果黑名单上也有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为朋友说了几句好话”而被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

第二天,他就打听出了事变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来人办的,行辕二处只是奉命协助;“案由”是共党嫌疑,被捕人员下落尚不可公开。

同时他还得知:从西安来到“东北通讯社”电台的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他估计,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台长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帮忙,他与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会了东北行辕的崔处长。这位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行。

经过多方努力,葛佩琦终于从一名特务的妻子口中,探听出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沈阳市昆明街八十一号——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沈阳的秘密监狱。他立即通知三位被捕同志家属,给他们送饭送衣物,从而得知这三位同志都已受到了严刑拷打。

不久,他的那位老朋友告诉他:据西安来人谈,赵耀斌也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搜查了。同时说,他已向军统特务中等头目、沈阳市督察处处长打听过了,北平来人办了“案子”就回去了,看来不至于再扩大。督察处长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与李年有过来往就怀疑你。葛佩琦这才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被暴露,决心留下继续为党做出新奉献。

但是地下组织和电台都被破坏了,所获新的情报统统发不出去。1948年1月中旬得知,李年等蒙难的同志,都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到了南京,李年还给他的妻子何英芬来了信。这表明这三位同志只被当做一般的“嫌疑犯”,而且经受住了生死考验,不禁为他们庆幸!

其时我们的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的解放指日可待。葛佩琦利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做掩护,继续坚守在沈阳孤军作战:

——东北大学的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身份,把他们全都救了出来;

——他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公开向同乡中的大户募捐,救济失业同乡,并暗地动员生活困难的同乡去解放区参加大生产;

——他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的进步记者、编辑开会,要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在这些孤军战斗的过程中,李年的妻子何英芬带着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邢国彦的妻子生了孩子后去北平,接着王书鼐的妻子也去了北平与家人聚会,葛佩琦都一一帮助她们买了非常难买的飞机票和托运行李,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援助。

孤军战到1948年10月,葛佩琦终于迎来了可以亮明自己本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的曙光:10月16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卢泉以下十余万人;10月29日,在黑山、大虎山地带,又全歼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部十余万人;长春守敌也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

11月2日,沈阳解放。葛佩琦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去寻找党的领导机关,面无愧色地回到党的怀抱。因为深入虎穴多少年一直对党的耿耿忠心,是苍天可鉴的。

(六)我们还要追问

以上事实可以确凿证明,事实上葛佩琦是名副其实的中共高级特务。当他送出的情报摆放在延安枣园毛泽东窑洞的办公桌上的时候,毛泽东当然会喜不自禁,但是他首先要听取对情报的真伪鉴定,包括了解情报提供者的姓名。

中共情报部门是一个壁垒森严的部门,但这是对外,对内,对毛泽东则是公开透明的。毛泽东对于所派遣的高级特务是了若指掌的。因此,对于葛佩琦这个名字要说一无所知,在逻辑上情理上是无法解释的。

我们再退一步推理。即使毛泽东不知道葛佩琦其人,可是1957年当葛佩琦发表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反动言论”而自己又声称是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时候,总该查一下真伪吧。如果是冒名伪造,岂不是可以罪加一等。对毛泽东来说,只要说一句话,马上就有人去查,简直是易如反掌,唾手可得,但是直到这时也不查。这是什么原因,实在无法解释。

我们伟大的英明的领袖啊,你怎么这样毫不负责冷酷无情地对待为“党”出生入死地奋斗的同志啊!对待他们的政治生命,他们的肉体生命怎么能够这样地糟蹋呢?仅仅为了抓到右派典型,为伟大的反右派运动火上加油,你御笔一挥,给葛佩琦戴上了三顶帽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极右派,而且判处无期徒刑。

毛主席啊,1953年9月16日,你站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讲台上,义正词严地痛斥思想反动的梁漱溟。你气势汹汹地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但是,你,毛主席,到底还有一点慈悲之心,没有判处葛佩琦死刑。你没有成为“杀人犯”。阿门!

至于身负地下工作总责的周恩来,记忆力特别过人的周恩来,我们实在不必再追问什么了。他知道不知道,还需要问吗?

(2006/1/5于山东大学附中)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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