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5日讯】上个月，北京流传一个热门话剧，叫《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部独特的话剧，没有主角，没有情节，有的是对过去三十年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惦念。有意思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写脚本时请教了不少精英，演出后也请教了不少精英，可是它的对白，充满了对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幽默和调侃。
什么是知识精英？在《大路》上，知识精英就是靠抄袭学生出名，靠摔个大马趴捡钞票致富，靠国外讲课费、政府课题费和企业赞助费，为利益集团提供一流知识服务的文人。什么是经济精英？经济精英是眼中只有效率没有道德，言必称“世界银行”，一门心思要与英美主流接轨的学者和智囊。而政治精英是那些在美国培训几天就忙着“海归”争权力、排座位的政坛新秀。
精英们被调侃，甚至被恶搞，本来没啥了不起。在《大路》上，长城、黄河都可以被恶搞，精英算老几呢？可是，精英不是一块铁板，铁板一块。如果说《大路》编剧黄纪苏属于极左精英，有人说他现在变成中左精英了，那么，被恶搞的，就是左翼的对头右翼精英。
右翼精英何以被恶搞呢？《大路》认为，右翼主张的改革十分有问题。右翼说，“大锅就是得砸碎”，“改革就是得交费”，“精英就是得两全其美”，而所有的问题“就是没有一步到位”。为了一步到位，在通货膨胀最为倡狂的时候，右翼精英主张强行闯价格关。为了一步到位，右翼主张与西方尽快接轨。为了一步到位，右翼要改革闯关、闯关，一直闯到了1989年大祸临头。《大路》似乎在暗示，主张一步到位、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应该为“六四”负责。
如果说《大路》对精英的主张和“六四”的关系仅仅是暗示，那么对精英的作用和贫富差距的关联，《大路》则一点也不含混。《大路》说，在世纪之交，“被精英阶级超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到富者奢侈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于是，一条路走成了左和右，一个世界分成了黑和白，一个人间隔成了天和地。
的确，今天中国大陆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些人富裕到了极点，一些人贫穷到了极点，这已经成为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对此，左翼和右翼并没有分歧。黄纪苏和徐友渔没有分歧，朗咸平和吴敬琏也没有分歧。但是，那些富裕的人凭什么富裕到了极点，那些贫穷的人凭什么贫穷到了极点？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目前中国左派和右派争议的一大焦点。左派说，是右翼精英和他们主张的市场改革，造成了贫富悬殊的社会。右派说，是改革不彻底，是贪权腐败造成了贫富悬殊。左派的药方是增加福利，限制自由，扩大政府的权力。右派的药方是要增进自由，限制权力，推动政治改革。
究竟谁应该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负责？依我看，这笔账应该算在瘸腿改革上。中国的改革本应是双腿制，一条是市场经济，让人民有饭吃有钱化；一条是民主政治，让人民有话可以讲有权可以使。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市场经济这条腿虽然出了一些毛病，还算大体健康，而民主政治这条腿却完全丧失了功能。在丧失了人民监督和民主制衡的前提下，有权的人化公为私，大搞权钱交易，并剥夺没权的人的资产和机会。这才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市场改革，并清算改革，就好比要把那条还算大体健康的好腿打断，使这条好腿和坏腿一样短。
一些左翼精英至今仍十分怀念毛泽东的1962-1965时代。他们说，那时没有贪污腐化，没有贫富差距。可是那是一个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全国人民一样穷、全国人民只有一个声音的年代。如果让今天的十三亿人民有选择权力，他们愿意回到那个极左的年代吗?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