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日讯】我欣赏卢梭。不仅是因为《契约论》，也不仅是源于他的贫民情结，而是我格外欣赏他说实话的勇气。如今中国，谁的话都要加些水分，为掩饰自己的缺陷，不惜颠覆常理。统治者利用超强的舆论优势，肆无忌惮的编织谎言。而一些”英雄人物”，在正义的光环下，也习惯性的将真实与自身缺陷掩盖。人们越来越远的偏离真实，使实话成为稀缺，成为珍品，想之不易，获之不易。一段时间内，我几乎要否定道德的现实意义，连实话都不能保证，道德底线从何而言？没有底线的”道德”是什么意义上的”道德”？民主也由于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被解读的面目全非，此论与彼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人们似乎更多关注的是”真理”，是”正义”，而全然忽略了谎言所产生的巨大伤害。我无法想像，偏离真实后的”民主”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相信，建立在普遍谎言基础上的 “民主”会带给人们公正与幸福。
可以理解为：以上看法是为自己的懦弱辩解。也早有人善意的告诫：见好就收，不要继续丑化自己，毕竟你也是有些身份的人，毕竟你代表了某些东西。在这些善意的人看来：真实显然不具有积极意义。真是高抬我了，我的”反意”仅仅源于中共的欺骗，我的理想也仅仅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真实一些。我令一些人很失望，但愿这种失望不要影响到追求信仰的年轻人。
检察院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一片呼唤法制的氛围中，重新恢复职能。在中国，多一个部门，多一项法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程序上的变化，并不会必然的产生公正，只是多了一些吃”官饭”的人。平反冤假错案，人们自然的想到法律，以为只要有了健全的法律体系，国家主席，右派就可以免遭恶运。可是，现实又一次无情的证实：检察院，律师在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后，冤假错案一样大量的存在。七九年不算，仅八三年的”严打”就错杀了许多人。在中国，只要权大于法的现状不得到彻底的改观，法制的春天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在”炮局”，我的主审官是个女的，在检察院，检察员也是一个女的。女人给人的感觉总会好些，至少她们多些情感，多些善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要选择公检法司这个职业，干上这个职业的女人都很难从表面上看到她们柔弱，多情，善良，美丽的一面，这本是她们的优势所在，可她们却偏偏放弃长处，与男人论长短。我可不是”大男子主义”，我只是为她们感到很可惜。
坐在我面前的检察员叫吉霞云，四十岁左右，岁月的遗痕掩饰不住曾经的貌美，语音也很甜，甜的有些醉人。只可惜，我们的身份不同，一个代表国家，一个是国家就将审判的敌人，而且，人家一定有个温馨的家，观赏可以，却绝对不敢有分享之念。
“刘京生，我是检察院北京分院的，你的案子已由公安局审理终结移交到我院。我要核实一下你的全部案情。在这里你可以推翻在公安机关说过的话，只要是事实，我们会为你纠正的，希望你能如实陈述，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话时，她的音量很低，面部表情却很严肃，我想，可能是职业性的。她的话，我感到有些意外，尤其是那句”可以推翻在公安局说过的话”让我有些动心。我是否可以推翻？推翻可以弥补没有做成英雄的遗憾，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错过，将会永远的背负”叛徒”的罪名。我差点就激动起来，看了看检察员，我实在感觉到自己缺乏的不仅仅是勇气，还缺乏足够的精力与时间去应付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未知的事件。我真的感到有些累了，渴望早些结束这一切。
检察员并不急于进入正题，她关切的问道：”在公安局是否挨过打，是否有逼供的情节”。我想到了在押送过程中挨的那一脚，可是我没有说出来。人家也不是审讯，只怪自己多话，开车追不上你，有什么可自豪的，还非要说上一句”我是开公共车的，整天在人堆里跑”不踢你，踢谁。纯粹自找。我回答检察员的是：”公安对我不错，没有人打我，也没有逼供的情节”。听到此，检察员道：”那你就重新将案情叙述一遍。”
这个过程只进行了两天，我没有翻供。检察员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我们合作的很好，很愉快。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事后我才得知：我遇到的是一个执意想要制裁我的人。我没有得罪她，我很配合她的工作，我也很自信自己的表现近似完美，我博得了炮局、公安、法院诸多人员的同情，可就是没有得到检察员的理解。我想，也许不是她的错，是她过于钟情于自己的事业，在她眼里，只有罪与非罪，没有法外情。在中国，最需要的其实是这样的检察官，不被个人的认识，个人的情感所左右。
我被提起公诉，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罪”。当年由于没有《刑法》，起诉的法律依据是五十年代初制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根据此条例，结合我的偷车与印刷、张贴、传播反动刊物的事实，检察院建议判处我十五年徒刑。（当年检察院有这种匪夷所思的建议权）可后来的情况发生戏剧性变化，诸多原因使我免受牢狱之灾。其一，刚刚遭到灭顶之灾打击的左倾势力复活，指责邓小平、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造就了右倾势力与反革命的猖獗。邓小平在权衡利弊后，果断决定严厉打击左倾势力，毕竟这种势力是针对他个人的，而右倾势力针对的是制度，对他个人的威胁相对小些。其二，《刑法》草案出台，虽然没有正式实施，也对当时的定罪量刑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对政治案件的审理，他们显然谨慎了许多。其三，我没有反革命的故意，即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我没有文章，没有成型的理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更多的只是牢骚，抱怨。其四，我遇到一个有同情心的法官。她驳回了检察院的起诉，认为我的行为不足以构成反革命罪。其五，就是那个”特务机关地址”的事，在他们看来，背后一定有文章，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
法院驳回了检察院的公诉，检察院又以”盗窃罪”提起公诉。可是，开庭时检察院却没有出庭。在没有公诉人的情况下一样可以开庭，可以判决，在法制史上也闻所未闻。
我在记忆数字与人名上是个弱智。电话号码一定要存在手机上，有过多次交往的人只要一两个月不见，就是想不起姓名，我也有影视歌坛的偶像，可就是不能随口说出她们的名字。可是，相见不过两次的吉霞云，我却牢牢的记住了，也许是因为她身上那种相貌与内心的巨大反差给我留下影响深刻，也许是因为我有些恨她，也许……总之，一个能让人记忆几十年的名字，自然有她的特殊之处。有人会说”不对，是因为她是你的检察官”。如果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该记住更多的名字。然而，我没有。
善意的告诫实际上就是希望我终止这段“抹不去的记忆”，停下手中的笔。我选择继续。我作不得英雄已经明确地表达很多次了。不做英雄的好处是：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自己。至于我自己的形象与未来，无须别人操心。
刘京生2007，11，1。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