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7月31日讯】 自从”盲流”这一歧视性称呼出现在中国媒体上，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和盛洪先生等少数有识之士对它有过异议，就几乎没有被认真质疑过。今天，当我们看到《南方周末》7月28日关于广州轮奸案的报道，我们再不能仅仅停留在义愤的谴责中。苏萍被轮奸，是制度的恶果，可是如此邪恶的制度其背后的观念支撑是什么？是”盲流”这个概念！
据说，公安部门对盲流有专门的定义，所谓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无固定住所的人就被定为盲流。前面两个无只说明了一个人没有就业，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最后一个无即无固定住所在现实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身份证的人如从监狱中窜逃出来的罪犯，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及丢失身份证的人则不能被认为是没有固定住所。三无规定把人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寄托在一个证件上，如果证件与人身份离，人身的基本权利就可以不受保障，证件在此居然比人的生命本身还要重要！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行政部门对待公民使用了有罪推定—你三无了，不能证明自己是谁，那就有可能是罪犯或有犯罪的可能，所以先把你羁押起来，”防患于未然”。因此，许多地方的公安部门才会将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视为盲流收容看押，收容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没有相应的证据和程序是不应该使用的—可是，它一直被相当随意地使用着，这种随意性与三无规定背后的有罪推定完全一脉相承。所以在有些地方，有证件的外地人如果看上去像农民也会被警察收缴证件，关到看守所里，苏萍的证件不就是这样被扔掉的吗？她的遭遇绝非特例，在有罪推定的思路下，以前的苏萍们最起码的人权—人身自由就这样被践踏了；不改变这样的思路，更多更悲惨的苏萍悲剧就会络绎不绝—而且，不知道哪一天，那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遭到厄运的人也会变成苏萍们！
可是，盲流这词一日不死，苏萍们的悲剧就一日不绝。
所谓的盲流不过是在改革大潮中，从农村”流”到城市找活干的农民们。他们做那些城市本身必不可少而城市人又不愿做的工作，常常一开始还找不到活，这时他们被称为盲流，一旦有了活干，他们就被人称为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承担了城市里最繁重最肮脏最劳累的体力活，他们的薪水最低，住宿条件最差，穿着最褴褛，他们的基本权利最得不到保障，不知有多少人在炎炎夏日、凛凛寒冬中病倒了，死去了，他们的生死象小数点后面第100位数，被忽略不计，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即便被人格外开恩想到了，那也是跟罪犯联系在一起。人们说，他们没有文化—因为往往是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这成了他们受鄙视的理由；人们说，他们没有人格—因为穷，所以不需要，这成了他们受侮辱的理由；人们说，他们没有道德—因为他们中有罪犯，这成了他们受到犯罪怀疑的理由。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城市里的高楼是他们造的，宽敞的道路是他们铺的，垃圾是他们清理的，搬家需要他们的帮助，煤气瓶需要他们扛送，你订的牛奶是他们拉过来的，许多人家里的饭是他们做的，衣服是他们洗的，许多孩子是他们照顾的可是这一切都像空气，尽管离开了它人不能活，可是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仿佛他们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盲流”！然而，他们是人！是跟每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一样的人！是：会哭、会笑、会悲伤、会快乐，有七情六欲，打他会疼；欺负他会痛苦；饿了需要吃饭；渴了也要喝水的：人！像我们每一个人，他们需要被关怀，被重视，需要最基本的尊严，他们原本应该受到最大多数人的尊重，可是他们没有，不但没有，反而被全社会抛弃，其他任何阶层的人都不与他们接触，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贱民。
如果人们继续鄙视这个社会中最勤劳的人群，社会的良心将枯竭；
如果人们继续憎恨给社会创造财富的同胞，社会公正将不复存在；
如果人们继续不关心最贫寒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将从财富的创造者变成社会的破坏者、财富的毁灭者；
为了苏萍们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不要再口吐”盲流”；为了你我不会变成苏萍们，我们不要再口吐”盲流”。只有每一个人坚持不懈、不菲点滴的努力，我们的社会才不会走到咎由自取的那一天。
转自 中评网(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