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像不到这三十人是怎么钻到两辆中巴车的夹层的，一个挨一个的挤进夹缝里，就跟买鸭子一样。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挤肉干一样被压在汽车后车厢里，为了以防检查……”从福建偷渡到英国的陈平，娓娓道来他偷渡过程中的经历，惊险、无奈、不安尽在其中。
伦敦华埠（China
Town）在伦敦市中心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附近，远远就能看见熙熙攘攘的人流，听到喧嚣热闹的吵闹声，闻到浓烈的食品香味。作为伦敦的一大美食城，那里成了英国人心中的中国象征。英国人喜欢吃中国饭，这已经是大潮流，今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中餐已经成了英国人最喜欢的食品，印度餐和英国本土食品被挤在了后面。
伦敦的唐人街，成了英国人心中的中国象征。（Getty Images）
然而无论餐馆店堂布置得如何富丽堂皇，推开厨房的门，人们看到的常常是杂乱拥挤的炉灶、还有永远忙得像打仗一样的华人厨师。英国警察都知道，那些长期在中餐馆打工的人，大部分是偷渡来的，只是由于英国缺乏劳动力，餐饮、建筑和农场的工作没人做，华人劳工除了吃苦肯干、挣点辛苦钱外，也不干什么坏事，于是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坐在我面对的陈平就是这样一位同胞。伴着一杯清茶，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从大陆闯荡到欧洲的惊险历程，那一段希望与冒险、违法与求生交错的历程。
从福建偷渡到英国的陈平近照。（摄影∕王静雯）
“能多挣三十倍的钱！”
“我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的农村，现在福清由于经济好了，变成福清市了。我家以前很穷，从小父母就叫我们好好读书，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上好日子。我的一个堂舅好不容易考上了名牌大学，但家里没钱付学费和路费，到处求爹爹告奶奶的借钱，很多人还不借，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觉得读书也没什么用。
在我们那里，穷人要是借钱读书、做生意，都很难借到钱，因为不知道你今后是否还得起，但你说要出国，相对就容易借了。当时出国的人，每年在国外能挣十几二十万人民币，而在国内一般城里上班的，年收入也就五千多，这比十多万相差至少三十倍。我们那里现在90％的人家都有出国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国外、有的四、五十岁的都想出来。”陈平说。
一九九八年听家乡的人说意大利要特赦难民，给予大批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为了拿到意大利永久居留权，陈平开始申请出国，理由是去马来西亚做劳务输出。“办个护照也是困难重重，从乡村派出所到市公安局，一级级的政治审查，为了办个‘无犯罪证明’就得给政府部门送礼，我最后花了一万五千多块钱。”
“给中介（也就是蛇头）的钱取决于你去哪个国家，走哪条线路，一般到欧洲大陆国家大概要十三万人民币，到英国需要二十万，需要先付五万人民币，等到了目的国之后，家里人再付剩下的钱。当时我家里钱不够，还从福清市一个放高利贷的基金会借钱，三分利息，借他十万，每月就得还他三千。”
偷渡成功率在90％以上
陈平说，在“偷渡文化”高度成形的福清，偷渡方式大致有几条路。一是用别人的真护照，换上偷渡者的照片。“比如蛇头先联系好，让澳大利亚一个华侨回大陆，他的往返机票是从澳洲到日本转机飞回大陆，回国后他把护照交给这边蛇头，蛇头就找泰国的专业人士换照片，比如把我的照片换上，这样我就拿着他的机票和他名字的护照，名正言顺地登上去日本的飞机，偷渡日本就算成功了。这个华侨办个护照挂失，也就照常回澳洲了。”
再者是买官。“比如你拿个假护照去日本，那边蛇头先联系好当天值班的海关官员，哪怕发现你用的是假护照，他也不管，让你顺利进关。还有商务考察，比如一个科长争取到出国考察机会，他不去，你给他十万元，他就把护照给你。”
而最冒险的是走水路偷渡，“把人装在货轮的集装箱里，在海上漂几个月，遇到晕船的、或者暴风雨天灾等改变的航程，粮食没了，或憋在里面不透气，憋死人的也不少。还有走陆路的，把人关在货车里偷渡，这是最危险的，上次美国和欧洲报导出来的两次死人，其实都是事故。十多年来也就只出现了这么几次，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一般偷渡成功率在90％以上。”
险些死在雪地里
喝了一口茶，陈平继续讲他的故事。当时蛇头安排他拿公劳务护照去新加坡，然后花钱办了旅游签证赴俄罗斯，待了一周就坐火车到乌克兰。“我们上车五个人，在火车上遇到警察查护照，有一个被扣留了。等我们四人刚一下火车，就遇到乌克兰警察查护照。他们说是查护照，其实就是抢钱。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人少地方，伸手就要钱，每人交两百美元。我们不交，最后我们四人总共交了两百美元。后来才知道，这个护照也没什么用了，还不如省下那两百美元。”
下一步到斯洛伐克，蛇头原本安排他们等一段时间办好签证再走，但刚好那天晚上就有车来载人从斯洛伐克转到捷克，于是陈平就跟着二十九人上车了。“你想像不到这三十人是怎么钻到两辆中巴车的夹层的，一个挨一个的挤进夹缝里，就跟买鸭子一样。我和另外一个人像挤肉干一样被压在汽车后车厢里，为了以防检查，我进去后还要用螺丝把夹层固定住，别人就掀不开。随着一路颠簸，我的脚被压进甲板下面，取不出来，非常疼，但怎么喊也没人管。而且由于空间非常小，我只能是一路侧身躺着，根本动弹不得，每隔七、八个小时才能下来活动几分钟。”
就这样汽车在雪地里开了两天一夜，才到了一个深山里的大棚子，“我们称作牛棚，在那也没吃的，我们就吃雪，饿到最后也就不知道饿了。三十人挤在一个大棚子里，根本没有地方睡觉，大家就站着睡。”
第二天一辆敞篷车来接应，发给每人两片面包，就这样挨过了两天两夜，来到斯洛伐克与捷克的边境线上。“我们下车爬雪山，然后翻过边境的铁丝。前面有人带路，后面一个人拿着扫帚，把人走的足迹扫掉。当时是夜里，月亮很亮。我们一行人使劲往雪山上爬，但由于又累又饿，很多人走不动了。”
在黑暗中，偷渡客心中想着是未来的人生的路将何去何从。（Getty Images）
在他们一行三十人中，有大学生，有农民，有年轻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爬雪山时，陈平见一位中年人气喘吁吁，远远落在人群的后面，心想他要是再掉队就迷路了，一个人被留在雪地里，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陈平就去背他，直到背不动了才赶上队伍的前面找他的亲戚帮忙。“总算是爬过雪山了，当时就感觉生命像草一样的贱，说没了就没了，根本不值钱。”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像厂房一样，有八百多平方米，里面有来自其他国家上百人，有阿富汗的难民，有阿拉伯人，有尼泊尔人、还有印度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我们就是一个人。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九个中国人在这里了。一进这个厂房，就像奴隶一样被搜身，所有钱都被拿走了，吃的只有土豆，晚上就直接睡在冰冷的地上。谁要有不满，外国蛇头就用马鞭抽人。”
两周后来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吉普车。小轿车里坐了六人，其余二十四人就挤进那个吉普车里，第一排人先坐在椅子上，第二排人坐在第一排人的大腿上，然而再进一排人，就跟叠罗汉塞香肠一样，整个车里没有一点缝隙。“幸好那天我们只在车里待了半小时，时间长了，肯定会憋死人的！”
偷渡德国边境
陈平说，从捷克到德国边境比较难，有人在捷克边境已经等了一年了，一过边境就被德国士兵抓住了，遣送回捷克后，蛇头派人把他们担保出来，然后又去越境，再被抓，再送回来。所幸陈平一行被安排走新路线，六人一起，半夜越过边境线，当时积雪漫过膝盖大腿，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好不容易来到蛇头指定的地方等德国方面派车来接应。
“可等了五个小时也没见人影。为了不让发现，我们半蹲在雪地里，又冷又难受。当时同来的六个中国人中有两个受不了，他们说，与其在这里冻死，不如原路回去，哪怕被边防兵发现，大不了遣送回捷克，也不至于死在这里。我们四人留在雪地里，最后终于有辆车开过来了。司机赶紧挥手让我们上车，在过桥转弯时，由于路太滑，车子差点落到沟里。当时我就想，这条命就交给老天爷了，是死是活全凭命运安排了……”
车子把他们带到科隆的某个地方，但由于语言不通，陈平一行在电话亭里待了两天两夜才被蛇头找到。后来得知荷兰对偷渡移民管理最松，于是陈平临时决定不去意大利，转道荷兰。
冒充法轮功避难
一到荷兰，陈平就去难民营申报难民。难民营里有好几百人，中国人占了五分之一，大多来自浙江。到了才知道，荷兰只接受孤儿，不接受成年难民。当时陈平已经二十五岁了，只好离开荷兰。
在蛇头的安排下，藏在货车的夹层里越境，进入法国，再用同样的方法从法国到了英国。
在离开福建一年多以后，陈平终于来到了英国。蛇头帮忙找来华人律师帮忙申请难民。“那时是二零零零年，律师就让我们以法轮功的名义申请政治避难。当时乃至现在，要想申请避难成功，几乎都是以法轮功的名义，其他理由都不管用。”
陈平感慨指出，二零零二年那一年，帮他申请难民身份的律师楼就有两千多大陆偷渡来的人在英国申请难民，其中成功申请避难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很多人也知道申请不会成功，他们就走个形式，来到英国先报难民，然后就躲到一家中餐馆或农场里干活挣钱。不管怎样，再苦也比国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