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大师看21世纪的致胜关键(3)

华伦.班尼斯 Warren Bennis、丹尼尔.高曼 Daniel Goleman、 詹姆斯.奥图 James O’T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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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由数位技术推动透明化的大国是印度。根据不透明指数(二○○五年,印度在腐败一项上的得分是57分)公正地说,印度也是腐败的。

它也在经历着由技术引导的重大社会变革。二○○四年的《商业周刊》有一篇名为“数位村”的文章,报导了由于两千多万份土地记录的电脑化,对高科技的班加罗尔周边地区贫苦农民的影响。

过去,农民想要得到他们的契据只能透过村里的会计,农民们没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会计有时还会和大地主合谋,骗取他们的财产。

现在,在播种时节,当农民需要契据影本来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资源时,他们可以到政府所属的电脑亭得到这些契据。甚至可以用一份30美分的价钱,列印出这些档案;然而在旧制度下,则需要付给会计2美元到22美元不等的费用。

印度的网路用户人数相对适中,二○○八年初预计六千万左右。但政府的高科技亭给农民上了难以磨灭的一课:数位技术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监督电脑化计划的印度官员解释道,“现在,有了平等获取资讯的管道,社会地位低的人拥有了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同等的特权。”这种说法无疑是夸张的。

但新的透明化已经给了村民们新的期待。《商业周刊》报导声称,“他们开始梦想有属于自己的电脑,并让孩子去学习电脑。”简言之,村民知道了数位技术是一座梯子,他们可以借此爬出那口由贫穷、社会阶层和传统把他们推下去的井。

那些镇压型政府,虽然能够强行控制报纸和电视台,但控制虚无飘渺的网路就没那么容易了,在这些政府统治的国家,能够上网,特别是登录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网站和上部落格的能力,更可谓是一种解放。

在这样的地方,部落客等于在进行一种数字抵抗运动。一篇引人注目的部落格日志能够吸引到上千名读者;每个读者再将自己的观点告诉更多的人,很快地,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个啼哭声。

例如,伊朗的五百万线民中,大约有十万人是部落格用户,其中还包括备受争议的部落格领袖,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政府对伊朗部落客施加的压力日新月异。

曾经,对网路一窍不通的宗教权威忽略了部落客,现在他们则有可能被拘捕。但鉴于国内的基本环境,他们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因为“政府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民主化,”伊朗的部落客侯赛因.德拉克斯汗(Hossein Derakhshan)在二○○五年六月告诉《连线》(Wired)杂志的记者杰夫.豪(Jeff Howe)。

据《民族》(The Nation)报称,在政治部落客的帮助下,二○○五年的大选成为“伊朗有史以来⋯⋯最开放和透明的(大选)”。大选前一篇叫做“伊朗部落客”的文章,对伊朗的部落客将如何重塑伊斯兰共和国做出了推测:“尽管伊朗仍然是一个封闭社会,但部落格中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国家未来的激烈讨论。

临近的大选即使能给伊朗人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不会太多,但在部落格的推波助澜下,社会能更开放,各种资讯和想法得以获得空前的自由流动。”

二○○七年秋天,缅甸的执政军政府对抗议者实施数位镇压的主要原因是出自对透明的恐惧。和过去的示威相比,八月开始于缅甸的反政府抗议是在网路空间和街头同时进行的。

当上千名身着藏红色长袍的佛教徒聚集在首都仰光时,摄影机和手机照相机偷拍下他们的影像、照片、透过网路传到了世界各地。

一名日本摄影记者在拍照时被政府军队开枪射死,当他在街头临死时,仍在继续拍照—类似这样的照片点燃了人们对抗议者的同情。

《纽约时报》生动的记录了这场网路起义,赛斯.麦丹斯(Seth Myclans)报导,抗议者发邮件、写简讯,写部落格,在Facebook和维基百科上不断发送讯息。

几周后,他们向泰国和其他地方的网路支持者发送这篇报导,借此避开了当地的官方机构。此外,麦丹斯写道,持异议者“使用记者过去用来传送照片和报导的信使—网路‘信鸽’,以卫星传输的方式将他们的资料交给了大使馆及非政府组织。”

但是最后麦丹斯写道,“掌管缅甸的将军完全关闭了网路。”也就是说他关闭了该国两个网路供应商。和那些靠夺取相机来阻止影像传播的官方人员一样,他们中断了国际长途电话,以此来压制抗议者。

泰国一家报导缅甸流亡的杂志编辑说,他认识的一位最可靠的缅甸内部激进分子,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说,“我们不能到处走了⋯⋯我们什么也干不了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被士兵抓了—我们失败了。”

在麦丹斯的文章发表前,被恐惧包围的缅甸几乎没有传出任何抗议者的消息,一个国家如此不透明,以至于外部寻找透明的人员难以找到准确评估它的资料。

纽约大学的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tvens)教授曾说过一段话,讲的是在这个时代,技术赋予每个市民做记者的能力,在这样的新纪元里,真相终究会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麦丹斯引用了他的话:“人们总有办法把资讯找出来,政府必须一直和他们斗争⋯⋯无法留下照片的事件越来越少;世界充满了泽普鲁德”(暗指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也就是那位在一九六三年拍摄下约翰.F.甘迺迪被刺杀事件的商人)@(待续)

摘编自 《透明领导力:让一切变得简单、坦诚,三位大师看21世纪的致胜关键》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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