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红军到了
当我们听到共产党军队北上的消息时，我便召集县城里的绅商开会，这些人便是最初请我出任县长的
人，他们曾在临时委员会里面协助我推进县政。我建议欢迎这些共产党军队。但是他们已经听到共产党占领其他县城及乡村的情形，他们深感惊骇，表示不赞成我的意见。实话讲来，我本人也不大热中于我自己的建议，但因为我是个代理县长，我觉得应该陈述一些意见；除此以外，我更认为友谊的表示或许是很好的政策。
“让我们试试看”，我这样主张说。“让我们欢迎他们一下，看一看我们能否同他们合作。”
这些人嘴里嘟嘟囔囔地摇了摇头。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国军队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说。“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抗日。如果他们真是抗日的，我们就帮助他们打日本”。我这样主张。
中国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于他们听到旁人的身历经验，和他们逐渐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性质与行为，而愈形强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冲突，乃是近代史上记载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话，我正在这段时期的中间来到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以准备传教工作，我对中国当前政治情况的了解，远不如我对中国旧日生活方式与习惯及中国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知识。
在旧日战争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欢迎任何打进来的军队，献纳礼品和大米，以后再有任一派军队占领该地时，他们仍是照例欢迎。我告诉与会的神商们说，我想把这种惯例应用到这一次。我这几位中国朋友们会意地摸摸头。
“共产党把那些惯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说。“当他们刚到江西某地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曾经欢迎他们。后来他们被国军赶出，但随后又回来了。这次回来后，便把那些曾经欢迎国民党军队的老百姓杀掉”。
“江西遭遇过最惨痛的战祸”，另一位老年人说。“江西人口本来很稠密，在共产党占领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万。但后来人口竟减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险了”！当我沈思他们的讲话时另一个人又讲道。“如果我们准备欢迎时，他们会停在这里抢走我们的所有财物。我以为还是看看风头再说”。他们的辩论把我说服了。于是我也决定看看风头再说。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官员到教堂来拜访我。“我代表吕正操将军”，他说，一面递过这位共产党将军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我们点头致敬，并讲了几句中国的客套话。
“吕将军今晚要到达这里”，那位副官说。“他将在安国县设司令部。他想请你一同吃晚饭”。我道着谢接受了邀请，副官随即谈到正事。“我们晓得你有一部印刷机”，他说。“我们想请你替我们印一些图片──立刻就印”，他补充了一句。
他说话时很有礼貌，但不容我有所考虑与选择。他把图片的样子递给我，立正敬礼，转身走出。
到了晚上，我骑着脚踏车到了吕正操的临时司令部。那栋房子是用灰砖造成的，中国人一般都喜欢用灰砖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红砖房屋，乃是“西式住房”。华北一带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顶。这栋房子却是起脊的瓦房，这无疑地是大户人家的住宅。
大门两旁有两个石狮子。据中国神话所载，这两头狮子是住宅的卫士。但这位共产党将军却有两个荷枪装刺刀的门岗做他的真正卫士。
门岗正在等着我，立刻把我领进第一层院子。在这里我遇到他的亲随卫兵。他们向我敬礼，带着我穿过第二层和第三层院子，走到吕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国家庭生活的欢悦谈话声消逝了，满院荒凉灰黯。在大朗气清的十月里，中国人经常喜欢在院子里种上几盆紫苑或菊花或其他种花草用作装饰，现在却都不见了。这些东西已被视为无用的累赘品而被移开。但当我被引进吕正操的私人住房后，我发现房间里还挂满许多匾额。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额扫去，发现那都是送给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荣誉品。这位共产党“将军”并没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样地立即拆除这些匾额。许多中国人虽然不识字，但纵使目不识丁的人，也晓得匾的意义。
吕正操立即接见我，很有礼貌。我们在一起吃饭，同桌的有他的参谋长，和另外几名官员，吕正操年纪很轻，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谈，讲一口好官话。他有一套共产主义哲学，但对另一方面的东西也知道得很多。他开始军旅生活时，任职于东北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当五十三军被日本军队打垮时，他正在西安；因为他老早便庇护共产党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中的叛军。张学良之驻防陕西，是受命剿灭该地区的共产党。但是自从张学良的军队被日本人从东北驱出后，共产党在东北军队里的宣传已经日趋活跃。共产党的口号是结束内战，对抗日本。
结果制压共产党的运动，实际入于停顿，这样使蒋委员长亲自飞到陕西。张学良随而劫持了蒋委员长和他的高级官员。两周后蒋委员长才告脱难。
这次事变的结果，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又有另一次“联合阵线”，虽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国共首次联合的誓约，早已经共产党无情地背弃。
如果吕正操不向我详细叙述他个人的经历，我仍会晓得他刚加入共产党不久，没有受过真正“老”共产党员的驯练，所谓老党员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时代初叶便加入共产党的人们。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鸦片烟，这便证明了一切事实。老共产党员不准他们的高级官员吃鸦片。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染上鸦片或酒色嗜好，或仍要他纯物质享乐时，便不会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好党员。中国共产党“三巨头”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个鸦片鬼。他抛弃了鸦片而不抛弃共产主义。
吕正操显然是要戒绝他的鸦片嗜好。在吃鸦片烟前后，他一支一支的连着吃香烟，整晚没有停嘴。
吃过晚饭，我们的谈话转入正题。他对我说，当他听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县之长时，他真吃了一惊。当他又听到这位县长不仅是个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欧洲人时，他更觉惊异。
这样便引起我要讲的话头。“我今天晚上是特别来向你办交待的”，我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没有政府官员，老百姓便推举我出来作反抗日本的组织。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个适当中国当局的到达。现在你来了──你是一位将军──你又有军队。因此你便是合法的当局──我不再代理下去。如果你能接过这项职务，使我重新返回传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兴的事”。
他听到我这项动议很觉吃惊。显然地是他还没准备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许多阿谀的言语，强烈反对我的意见。
“我已经听到老百姓是如何爱戴你”，他说：“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需要。你必须继续你的职务。你继续作下去与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并没有放弃决定，我也用同样有礼貌的态度坚请辞职。但是我同意继续和临时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帮忙，（这三名委员曾担任过行政与改组的主要工作）直到举行选举后为止。这三个人爱国思想都很浓厚，办事忠诚。一位是蒲丈浦，商会会长，六十岁。一位是舒慰农，办事能力极强，有领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任的少将。
共产党挟持人质要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吕正操的司令部时，我满怀着希望，觉得我们能够真正共同合作。我的乐观情绪不久就云消雾散了。三天之后，吕正操把临时委员会的三名重要委员一并逮捕起来。他把我请到司令部，简短地谈了几句话。
“我需要两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银元”，他说：“如果明晚八点钟前后不到的话，你的朋友们便要被枪决”。
多辩是无用的，他己经在命令上盖上官印，并注明时间，我晓得多争辩只是耗费宝贵时间。我立刻
走出搜集枪支，心里感得异常难过。
当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候，吕正操曾特别关心我组织起安国县的方法，他问起我们在县里都做过些什么事。他想晓得我们怎样弄到这许多枪只。我一一都据实以告。
我告诉他，当我就任县长后，我看到我们需要些来福枪装备警察以保护县城。我记得当国军南撤时，他们必须渡河。他们必须迅速涉水，在深涌湍流中，有很多人都淹死在河里。只在曹家庄附近的一条河里，便淹死了一千多名兵士。
在九月间，我晓得河水会降低，于是我在一天集合起一群老百姓，每人携带一根长铁棍。我们有的涉水，有的搭乘舢板，把铁棍探到河底。当听到碰着金属的响声时，便潜水下去把枪支捞上来。我们这样做了一个星期，总计寻到三百多枝枪。这些都是来福枪，擦净上油后便可以使用，现在城里城外警察和民团所用的枪，都是这样得来的。
我深夜派专人到各处送信，要求他们把枪支交出，以赎救这三个人的性命。但是老百姓们都不愿交出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银元倒还容易搜集，但到了第二天四点钟──距离限期还有四小时──我只收集
到一万银元和七十枝来福枪。现在已经来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见吕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穷得很。我们又在打仗。我们都是同舟共济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数并把那三个人放出呢”？
吕正操的神气是全无商讨余地。他答复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必须把我要求的数量全部缴齐，否则枪毙你的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注限“夜半”交齐，盖上印，让我离开。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别人也帮忙搜集。直到四点钟，我们才休息一下，吃几口饭──这就是我那天的早饭。到了晚上，我晓得我们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间十一点，我们把二百枝来福枪和两万块钱都凑齐了。我先跑去向吕正操报告，人们在等候着消息。
吕正操假装出很殷勤。他带着所有参谋人员来欢迎我们，因为我并不是独自来的──城里的几位绅士都到了。他收下现洋，背着后面架起的来福枪，很讲了一片话。
“我到过许多县”，他说：“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像贵县老百姓这样爱国，情愿送给我两百枝枪和两万块银元”。在盛大炫耀的场面下，这三个人被释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样。
－－来源：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