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

何清涟谈禁书《雾锁中国》(下)

新唐人记者谢宗延、陈修文、林丹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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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何清涟谈禁书《雾锁中国》(中)~

记者:您在中国的媒体业做了很久的时间,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让您觉得中国政府在控制媒体呢?

何清涟:这个切身感受就多了。比如每个星期一的上午的例会,就是报社的总编、副主编,还有各部门主任在一起开会,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传达宣传部的指示。宣传部的指示包括几方面内容,第一,就是最近哪家报社又有什么事情,触犯了宣传纪律,如何被处理。进到本报社,你自己所在的报社是不是又被点了名了,又犯了什么错误,要罚款多少,要进行什么处理。这都是一些日常工作。然后,宣读某评报员对本报上个星期哪一篇文章的政治动向,哪一个用词,哪个标题的审查意见。其中,说到某文章中间把李鹏总理写成那李“雕”,这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所以要处理。这些事情都是媒体的无心之失啊。那么如果要讲大的呢,我自己经历过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深圳特区二十多年历史上也都是很大的事。

一件就是一九九二年的深圳“八.一零新股抽签表事件”。那时候中国的股市刚刚开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是能买到“首发股”,那就特别赚钱。所以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深圳,带了很多身份证来那里排队,结果弄得深圳秩序整整乱了三天。期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比如银行里发那个抽签表的人和外面的保安共同作弊,他们自己吞没“新股抽签表”,闹到大家晚上到市政府面前去请愿,但是在《深圳特区报》却报导说:“新股抽签表”的发行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事态最后发展到烧汽车、暴乱。那么当时这个事件在中国的媒体上看不到任何报导,最后是我所在的报社的我们几个人,在宾馆里租了房间,就在那里日夜写报导,使得我们成了中国国内的媒体唯一一家报导“新股抽签表事件”的媒体。我们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围绕此事件发生的贪污腐败的许多不规范的事情都写了出来。然而,就因为如实报导使得我们报社差点被关门。这其中发生的故事,就充分能够体现这些政府的霸道。

当时因为这个事情重点发生在金融部门和证券市场,那么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的秘书就给我们报社打电话说:你们明年还想不想要财政拨款啦?公安局局长梁达钧因为保安、公安贪污也被写到啦,他也说:你们报社还想不想办下去?也是这样威胁。反正最后报社是战战兢兢过了好久,最后由于当时的市长叫郑良玉他因为这个事情被牵连,他不想再株连更多的事情,必须引咎辞职。我记得当时我们们报社的总编叫罗贵国,压力太大了,只好想方设法去参加了市政府领导的团拜会,然后就把报纸交给郑良玉,就跟郑良玉说:郑市长请你看看我们这里写的是不是合事实?请你批评。那郑良玉就说:我已经看过了,基本上符合事实。那么既然他已经当着很多副市长们的面都说报导符合事实,而且后来他自己又引咎辞职,因此那些公安局长、副市长啦也就只好作罢。那么以后就不再处理我们了,我们就这么活过来了。

再接下来的一件大事就是一九九三年发生的“清水河大爆炸”,深圳市因此都差点被炸没了。清水河是深圳市的一个危险品仓库,经营危险品仓库是要特许经营证的。那么这个特许经营证是哪里发呢?是深圳市公安局的消防处发的。结果就在那里出现了危险品、媒气罐大爆炸。我记得那一天我正好在家里休息,我的家离清水河很远很远突然一声,我们的窗户的玻璃和整个楼都震动了,我们立刻知道深圳市发生很大的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忙我把孩子交给保姆,我就赶往报社,才知道是清水河仓库发生大爆炸。

我们很清楚那里是堆积了各种各样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包括深圳市四个很大的液化气储藏罐都在那边。如果那四个罐子要爆炸的话,我们深圳市就全部都没啦。就在当天我们就接到宣传部的指示说:所有有关清水河大爆炸的事情,各报的记者不能够自行采写,必须要按照“通稿”的意思写。死亡人数不许超过三个;损失的财物不许写明数字。当时我们的摄影记者拍回来的照片,居然拍到了一朵蘑菇云,就像原子弹爆炸了一样的蘑菇云。他因为是第一个进入现场,所以后来全世界使用的“清水河大爆炸”的照片都是向他买。他拍到的尸体的照片,我们看到都有七、八十具。当然还有好多他还没拍到的。

比如有一条铁轨那里有四十多个民工在做工,结果那四十多个民工被炸了以后,只能找到一些断腿、断手和尸体的碎片,根本拍不到完整的尸体。结果报导的三个死者都是哪里的呢?有两位是我们深圳市的两个公安局副局长在现场抢,还有一位是派出所所长。而这三个人后来都被揭露出来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尤其是那个被炸死的公安局局长,他自己就是那个爆炸的危险品公司的董事长,按照政府的规定,他是不容许经商的,他既违规经商,同时又违规给自己批了执照,又没按照政府有关危险品管理的规定经营那个公司。所以人家说幸亏他死了,如果不死,他要被枪毙的。那么这么一件事情,最后在我们中国的媒体上只能这样报导:武警战士在市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如何赴汤蹈火不怕牺牲,英勇抢险。还有就是市政府领导如何指挥若定,如何身先士卒,临危不乱,临危不惧。死的人数呢,就是只有这三个领导干部,其他没死一个人。

深圳的记者一边被迫写这样的报导,一边在家里骂说:这是拿着丧事当喜事办,明明是一个不好的事,却写得好像幸亏有了这么一场大爆炸,才让我们的领导干部有了表现自己指挥若定,大智大勇气度的机会。也才让我们的武警战士有机会表现他们如何英勇奋斗,不怕牺牲。

那么我说的这两件事情,都是深圳历史上非常大的事。新闻怎么样炮制,怎么样出台,几乎每天宣传部的指示电话不断,只准怎么样报导,不准怎么报导,而且所有的文章大样全要送他们审查,连标题都要他们去琢磨。我就举这么两个例子吧,至于其他的常规控制,那几乎是无日无刻没有的。

记者:有人说您现在已经是在海外了,您对国内的那些情况不太了解,那您在资料的收集和在资料的选取上会不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何清涟:我想不会存在,首先第一条呢我想中国变化再快只要是共产党的统治他的基本统治策略、手法有一个操作惯性。

其实,我发现在这里收集资料比在国内搜集更容易。出来以后,我发现这边东西特别多,反而好搜集。像有一样东西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偶然发现的,就是共产党建政之初屠杀了几十个香港记者,这些记者还都是所谓“进步”级的,就是原来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在共产党建政以后对于共产党的一些作为有点不满,比如滥杀无辜和一些过激的政策等,提了几句意见,就被共产党当作反动势力给杀了。原来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莫虎的父亲,就是被屠杀的记者之一。莫虎的妈妈到美国以后写了一篇《毛泽东杀了我丈夫》的文章,里面写了他那个案例。这样的东西是你在中国绝对看不到的。我如果不是偶然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翻到那么一本小册子,我也不知道。香港人可能都早就忘了这一页历史。但是这本书就成了一座文字纪念碑。

另外一个关于网络控制,这是一个新兴的控制业,那么我就要从大量的英文资料里面去找资料。我是偶然发现了这个“金盾工程”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原来就是“金盾工程”的参与者,他是最早到中国去帮助中国建立互联网的。他回来以后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责备,决定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于是他就写了这一篇文章〈庞大的电子监控系统──“金盾工程”〉。把“金盾工程”的由来;还有共产党怎么样购买海外的先进技术;怎么样控制网络;由于共产党的特殊需要,世界网络业怎么样发展出来一门特殊的技术,就是监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用户。另外还找到一份〈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的文章,它也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情况。

后来研究出来的东西就更多了,比如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报告,他那个报告晚于我这个报告,所以他还引用了我的一些分析。但是他的工作有连续性,他是从二零零四年一直做到二零零五年,包括现在每年都要监测几万个网站,哪些网站一直是共产党监控?哪些网站共产党有时候解禁,有时候不解禁?他都有那个动态说明。他还有一些那个图象,很详细的资料,所以这些是你在国内根本就看不到的。

还有一些东西我是偶然机遇找到的,比如像北京市是控制外国记者的最集中的地方。因为所有的大外国传媒在北京都设有记者站,所以不但新闻出版署有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的管理办法,同时北京市还有一个条例,北京市不但有一个条例,外国记者集中的朝阳区还有一个规定,所以我就把这三个文件的重点都写出来了。这都是一些很有缘的机缘得到的,你要想去搜,还没门儿。

我还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一本书,叫作《中国保密法大全》,这本书大概一千多页。其中把中国从一九八几年一直到这个一九九几年所有的涉及保密的法律,还有档案管理和新闻传媒的规定,以及中宣部的文件等全部编了一本汇编。其中我数了一下大概跟传媒有关的就有将近七十部。那么就这还都是中央部门的资料,并没有包括地方的。那么很多人如果不是看了我这本书,可能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法规。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过对我的这本书引用资料的质疑。但是我想任何人只要仔细看了我这些资料,并且去查对一下以后他就会明白,我这些资料都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有好多东西都是可以去查对的。

根据我从在美国生活几年的感触,在中国要搜集这方面资料反而有更大的困难。我那时候只能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东西。超过我自己能接触的范围我反而搜集不到。但是现在我除了自己能接触到的,我能够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收集资料。包括如何打压外国记者呀;外国记者、外国传媒对中国的媒体的控制的一些反应;包括中共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渗透,我如果不是到美国来,不是因为读到詹姆斯通基金会那个英文报告,那我根本就不了解原来海外的华文媒体,共产党早就通过控股、资助、给广告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早就控制住他们的喉咙了。这些东西在国内你想也想不到。在国内一直以为海外的华文媒体是独立的媒体、自由的媒体,只有你到海外来才能够了解到这些情况。所以我认为我出国了反而更有利于我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更广泛的思考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那个思维视角、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是以前在国内能够比的,我在国内我就根本掌握不到。我想在这里通过这个节目告诉读者一声,这本书不仅没有因为我到海外来了影响它资料的来源的可靠性、真实性,反而是思维的广度、深度;搜集材料的广泛度都是原来我在国内做不到的。

结语:《雾锁中国》是第一本深入揭露中共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的著作。作者秉持一个独立知识份子的良知与责任,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剖析,为人们提供了一本认识和了解真实中国的教科书。在这本书的结语中何清涟女士这样写道:“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也许这就是她写作此书的初衷吧。请您继续关注《雾锁中国》本书--何清涟谈中共政府是如何控制媒体的第二部分。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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