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8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燕楠澳洲悉尼综合报导）2017年12月7日晚是去年堪培拉国会年度议会的最后一晚。
一群联盟党的议员们一同拍了合照，之后就急匆匆地各奔东西了。议会情报和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在会议厅里，一个看起来专心致志，另一个则在大厅的另一侧前排端正地坐着。远处的靠边位置上，可以看到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边仔细查看会议程序，一边检查他的手机。
会议厅的媒体区几乎完全空了，公共区的长椅上也空空如也，除了作家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编注：《无声的入侵》一书作者）还在那里——他已经将自己的研究重点从气候变迁转移到了中共对澳洲的干预上。
然后，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对着空空的会议厅宣布了澳洲反对外国干预的新战略，这个战略围绕着由四个法案构成的立法框架。
这是在8月的《每月刊》（The Monthly）杂志上的长篇封面故事“重新设置”（The Reset）中描述的场景。
也许是考虑到大多数议员会担心这个话题太过敏感而影响政策的推进，又或许担心引起议员们的巨大争议及讨论而曲解了自己的初衷和本意，特恩布尔把新战略的公布放到了最后一刻。毕竟，这关系到与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
对中共战略 澳洲按下的“重设”按钮
紧接着，去年12月9日，特恩布尔用中文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他甚至之后还表示，他不会因为中共对他反外国干涉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而被吓住。
经过政府内阁六个月的谈判，今年6月修订的两个反外国干预法案获得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并在议会通过。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的前顾问加诺特（John Garnaut）说，澳洲“重新设置”与中共的关系自此时开始……
《每月刊》的这篇封面文章就是加诺特写的，题目“重新设置”指的就是澳洲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一事。文中还讲述了他研究中共渗透澳洲的经历，以及澳洲强硬推出新反外国干预法的因由。
就在《每月刊》发表该文后六天，特恩布尔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发表了重要演讲。演讲中他积极地赞扬了“有中国血统的澳洲人为澳洲做出的杰出和推动性贡献”。这个演讲被一些人视为在澳洲推出反外国干预法后，总理有意缓解澳中关系日渐紧张的局面，做出的增进相互理解的努力。巧合的是，媒体也将其称为澳洲政府 “重新设置”（Reset）澳中关系。
这两个“重新设置”似乎是截然相反的意思，资深作家、前政治记者克拉克（Andrew Clark）在澳洲金融评论报上发表社评文章，形容这就像中国川剧艺术“变脸”，不过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不变的。
“加诺特效应”
这要从加诺特这个人物说起。
澳洲对中共渗透的态度转为强硬，与总理特恩布尔的前顾问加诺特有很大关系。作家克拉克在澳洲金融评论报上发表的社评中，甚至将澳中关系变得紧张称为“加诺特效应”。
加诺特的父亲是澳洲工党总理鲍勃‧霍克的顾问，也曾担任澳洲驻华大使。加诺特自己曾是澳洲主流媒体《悉尼晨锋报》和《时代报》的驻华记者，从2007年开始做了7年。作为记者，他有更佳的起点。一方面他享有与北京高层接触的特权，包括中共高层的太子党，同时他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建立了良好关系，并且与位于中国的西方情报机构中有影响力的人士也有很好的关系。
加诺特在中国时，他的研究领域发生过一次转折——从专注于报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转而关注中共高层的腐败、其内部的无情阴谋，以及不断增多的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深谙中共内部情况的他甚至写过一本开创性著作，讲述了曾权倾一时、与江派上海帮关系密切的薄熙来家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Bo，即《薄熙来家族沉浮录》）。
后来加诺特回到了澳洲，成为特恩布尔办公室里的演讲稿撰写人和顾问。当特恩布尔成为总理后，他的角色也变得更具影响力，尤其在有关澳中关系的问题上。
所以特恩布尔2016年8月委派总理办公室准备一份澳洲与中国关系的机密报告后，特恩布尔对中共干预澳洲的问题出现了强硬的表态也就不是巧合了。
但这种态度却更能反映国防部、情报局（ASIO）和位于堪培拉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观点，而非更小心翼翼的外交贸易部的立场。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由澳洲安全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澳洲首要的情报评估机构）和加诺特共同完成的。
澳媒大量曝光中共渗透 闻名全球
加诺特认为，在议会内对中共渗透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并达成了朝野两党政治上的共识，做到这两点的国家目前只有澳洲。
不仅如此，澳洲的媒体也在大量曝光中共延伸到海外的渗透，并因此闻名全球。
“这些报导揭示了中共在澳洲系统地让批评人士噤声、拉拢中文媒体来表达有利于中共的观点。中共还制造虚假的草根阶层政治运动，给人留下华人社区都在支持北京的政策的印象，但却湮没对立者的声音。与中共有联系的组织一方面排挤掉独立华人政治代表，一方面在为退休的政要们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澳洲人提供商业和其它专业领域的工作机会。”
虽然从澳中经济关系角度上看，澳洲是最不可能这么做的国家。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澳洲，他们在看澳洲是如何对抗中共渗透的。
其实在媒体集中揭露之前，特恩布尔政府已于2016年8月委任了几个机构研究外国干预带来的影响，并撰写了一份机密报告。去年12月时总理还曾说过，“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系统都没有掌握（外国干预的）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研究）结果促使我们采取行动。”
特恩布尔在另一场合还说过：“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太重要了，以至于如果不能明确制定一个如何（与其）进行健康并且可持续的往来的规则，我们就处在风险中。”
凸显中共渗透的补选
正当去年底特恩布尔承诺推出反外国干预立法时，全澳华裔选民比例最高的北悉尼本纳隆（Bennelong）出乎意料的需要进行补选。然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舆论冲突激烈地凸显出来。
加诺特在文章中回顾，“媒体的报导、安全机构的警告、政策上的回应和政治攻击与反击虽然制造了激烈的场面，但同时也让一个隐蔽的世界见了光。”
“这是一个西方汉学家、外交官和国家安全官员以前没有关注过的充斥着引诱、威胁和圆滑推诿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还在商界、学术界、法律界和华人社区制造反弹效应。（他们）声称对中共干预的担忧是夸大其辞；对中共干预的公共辩论的论调可能煽动种族歧视、造成社会分裂；亦或扩大情报和执法机构的权力，会是危险的、不合适的云云。”
这些强烈的反弹，正好成为澳洲重新定位对中政策的推动因素之一。
加诺特还列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对统战工作的曝光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引诱”——曾有人给他红包，是整齐的一沓100美元钞票；他还被试探是否愿意接受香港银行一个利润丰厚的“咨询”工作合约。而加诺特遇到的另一个人，向他提供机票、酒店住宿、一个五星级的家庭度假套餐、一份工作，以及装有价值高达2000美元的波尔多葡萄酒的礼品袋。“这些都是互惠陷阱，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被曝光）。”
特恩布尔曾说过，一直以来，“中共的机构、意识形态和使用的手法对我们的体制来说是如此的迥异，以至于我们都很难看清它们，更别说进行应对了。”
澳洲做表率 强硬反中共渗透
报告刚完成的时候，正是2017年6月总理特恩布尔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有关区域安全的香格里拉对话。加诺特当时为总理特恩布尔的演讲撰写要点，特恩布尔在对话上说，“中共孤立那些反对或不符合其利益的一方，同时利用经济厚待的方式来奖励那些听从其要求的一方。”
特恩布尔并对外传递出澳洲在进行重塑对外战略的辩论，还警告那些试图通过“腐败、干预和胁迫”来赢得区域战略竞争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澳洲，费尔法克斯媒体和澳洲广播公司联合制作的有关中共干预澳洲的调查报导戏剧性地推出，情报机构也不断公开警告各界，中共正广泛干预澳洲国内事务。
完成报告后不久加诺特就搬到墨尔本，离开了总理办公室，担任一个全球贸易和投资问题的“顾问”的职位。不过此时，他已经建立起了国际声誉，推动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他不断受邀在美国、英国等国的政府和机构中分享他的研究。加诺特表示其它国家对澳洲的经验都非常感兴趣。
他举例，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教授、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伯顿（Charles Burton）说：“澳洲媒体曝光中共渗透的报导鼓舞我们加拿大的媒体也积极报导有关中共在加拿大扩大其影响力的运作”，“加拿大安全机构日渐强烈的要求和公众舆论日益增加的压力，或促使加拿大按照澳洲的模式制定立法。”
什么才是真正“重设”的澳中关系
经过半年的讨论、修改、再讨论，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扫清了种种障碍之后，今年6月28日，澳洲政府终于在朝野两党的共同支持下，通过了《2018国家安全法修订法案》和《2018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法案》。被加诺特称为“重新设置”了澳中关系。
那么，特恩布尔上周二向中国“示好”的演讲背后的真实是什么？
作家克拉克在社评中说，澳洲总理这次的演讲使用的是一张友好姿态的面孔。但总理也进一步说，“我们（澳中）的关系是关于我们两个国家如何相互改变，以一种能够带来更多就业、增长、投资和繁荣的方式。”他并提醒，澳洲支持的是尊重每个国家主权的国际秩序，“我们采取行动以促进澳洲的繁荣，确保决策独立性，来保护我们国民的安全和自由。”
另一方面，加诺特则在其文章的最后点明，澳洲“重设”对中战略的内容，就是关于如何在处理风险的同时，又能维护巨大的（经济）利益。“澳洲将成功地反击专制政权的干预，以使我们能够在开放、文化多元的民主体制里运用我们的优势，巩固我们的弱势。”
“这意味着欢迎正常的外交、透明的公共外交，以及没有附带条件的经济活动；这意味着支持公民社会中遭受外来施压的那部分人能够认识到，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但是，无论哪里涉及隐蔽、强制或腐败的因素，一旦原本合法和透明的外部影响形式试图越界变成有害的外来“干涉”时，那么我们需要有力地应对（去制止和惩罚）。”#
责任编辑：宗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