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确有一位“八戒”，他是一位得道高僧，他西行取经，比玄奘还早三百多年。
朱士行是三国曹魏时期的高僧，公元203年，他出生在河南颍川一朱姓贫寒之家，十几岁即出家，后来在洛阳白马寺学佛。三国时期，佛教有了更广泛的传播，但当时出家人只是“剃发”、“染衣”，以示与俗人有别，没有受戒之说。
公元250年，天竺僧人昙河迦罗从印度来到洛阳，带来佛教的戒律，在白马寺设立戒坛，白马寺举行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传戒法会，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集体受戒，但唯有朱士行登坛受戒之事被记载下来，因此，中国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汉族僧人，就被认为是朱士行。
朱士行法号八戒，“戒”的甲骨文是（戈、兵器之意），造字本义指双手持戈、警惕备战的意思。八戒全称“八斋戒”，是佛教为出家男女教徒制定的八项戒条，非常严苛，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食、不打扮及观听歌舞、不眠坐华丽之床。受戒后，朱士行都能一一恪守。
朱士行为人“志业清粹，气韵明烈，坚正方直，劝沮不能移焉”。 出家后，他“专务经典”，在洛阳研究佛典，讲习《小品般若》。当时距释迦牟尼涅槃已七八百年，加之语言不通，汉地佛教典籍多口传翻译而录，翻译简略，义理不全，错漏、矛盾之处很多，前后文理无法贯通。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般若经》，朱士行便立志西行，誓求梵文原经。
当时与西域的交通略有恢复，从敦煌到西域的道路由原来的两条增加到三条，这为朱士行西行求法创造了条件。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雍州（陕西、甘肃）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到敦煌，又经西域南道，横渡流沙。
没有随从、没有向导， 57岁的朱士行只凭一片虔心，在人迹罕至的旅途上，披星戴月，历经饥渴病苦、艰难险阻。徒步一万一千多里，他终于穿越了荒漠戈壁，在甘露六年（261年）到达于阗国。
于阗是天山南路南道的东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经由此传到中国内地。朱士行在那里如愿求得《大品般若经》。那时没有印刷术，朱士行自己抄写了九十章，计60万字的梵本原经。
朱士行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人将该经送回汉地。但因于阗国盛行小乘佛教，小乘信徒认为《大品般若经》是大乘，为歪门经书，他们对国王说：“中原僧人以大乘佛经为正典，大王如果准许他们出国，大法正宗即会断灭，这将会是大王之罪过啊。”国王因此禁止携带《大品般若经》出国。
朱士行十分悲痛，请求以焚烧经典为证，国王准许了。于是宫殿前就堆起木柴，以火烧之。朱士行走至火堆之前，发誓道：“若佛法应当流传汉地，经书不应被烧毁，如若经书不被护佑，但听天命安排。”立誓后，他就把经典投进火堆，熊熊大火竟很快熄灭，经典未损丝毫。众人惊异，赞叹佛法的神通广大。
国王终于同意把经书带出于阗。于是，晋太康三年（282年），朱士行的弟子弗如檀等十人，离开西域，将该经送回洛阳。
此时，留在异乡的朱士行已年老体弱，难回故里了。从朱士行西行取经到送经回国，前后长达二十多年。283年，八十岁的朱士行示寂于阗国。
按照佛教的惯例，弟子们给朱士行实行“荼毗”仪式。火化之后，柴火烧尽，火也熄灭，朱士行的遗体却完整无损，有弟子祈求道：“如果师父真得道，请您慈悲示现，如果您已圆满成就，请您在火中涅盘！”话音一落，但见朱士行的遗体应声碎裂，变成细微的骨灰和舍利。众人无不叹服，遂收敛遗骨，盖佛塔供养。后来，朱士行的弟子法益，从于阗回汉地，就把亲眼目睹其师焚化的神迹流传开来。
公元291年，朱士行送回的《大品般若经》，被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仓垣水南寺的无罗叉、竺叔兰等人合译为汉文，取名《放光般若经》。
朱士行所传经典虽只一种，译出的也不完全，翻译后仍风行京华，影响很大。中山国派人去仓垣水南寺誊写，取回经本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去迎接，可谓盛况空前。有心讲习者，都奉为圭臬。当时的义学高僧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研究般若学的高潮。
朱士行舍身求法，走到了西域，汉地才知道印度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之分，汉僧西行求法，朱士行堪称创始之人，他以后，前往西域、天竺取经的高僧代不乏人，经法显，到三百多年后的玄奘，形成汉僧取经的高峰。
晋道安曾称赞朱士行：“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如今，杭州西湖飞来峰东南角的龙泓洞中，有一组 “白马驮经”的宋代浮雕， 其中有三人拉着两匹驮经的马，旁刻“朱八戒”字，“八戒”字是后人改刻的，原刻即为“朱士行”三字。@*#
参考资料：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朱士行传》
《后汉书‧西域传》
《高僧传》卷四
孙绰《正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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