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颜纯钩曾任职于香港数家纸媒，后任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他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小说集、散文集、剧本等，获得过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博益小说创作比赛冠军及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征选优异奖。主要作品有《红绿灯》、《自得集》、《血雨华年》。《香港我的爱与痛》是颜先生2023年底出版的新作。
在大陆三十年：活在阶级斗争中 文学创作只是梦
1. 对文学的热爱始于阅读
颜纯钩介绍：“我自小有机会读很多书。我妈妈以前在乡下的医院工作，那个医院是个华侨建的医院，那个华侨很有心，他在医院专门建了一个图书馆，想让病人留医时都可以看书。医生、护士都可以看书。图书馆专门请了一个人去管理，管理员购进了很多世界名著。因为我妈妈是职工，所以我们那时在图书馆借了很多书来看，起码有一两百本世界名著，文学阅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读的中学在福建的南部，叫养正中学，也算是福建的名校。学校那个图书馆有上百年历史，藏书很丰富。文革前我们阅读基本上是自由的，虽然文革开始时有些政治理论要读，但图书馆里的书就没有限制，所以我们那时看了很多书，这为日后写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2. “借书”的故事
文革期间，除了毛选（《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政治理论文章、革命书籍，其它各类图书基本属于“四旧”、“封、资、修毒草”，被大量封存、销毁。颜纯钩提到了他在图书匮乏年代的一个“借书”的故事。
颜纯钩回忆道：“那时有一段时间，我因文革武斗受伤，住到在学校工作的姑姑、姑丈家休养。那间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就在我住的同一层楼、我房间的隔壁，文革时图书馆就被封起来了。后来因为窗户玻璃都破了，就用木板封起来。我每次经过时，总觉得这么多书不能看太可惜了。有一天我手发痒，就去摸一下，发现原来有一个木条松了。于是，到夜深人静时，我就拿着手电筒进去翻书。每次都捧着一堆书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看，看完又“还”回去，然后又再“借”一批出来。
3. 关在抽屉里的文学梦
从小喜欢文学的颜纯钩，在大陆文革时期也曾写过一些文章。颜纯钩表示：那些文章“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写完就放在抽屉里。因为在大陆要发表作品要查你三代、查你的政治背景、你的社会关系、你在单位的政治表现。我知道我是没什么机会的，所以基本没去投稿。”
后来，颜纯钩认为，在大陆时思想是受到束缚的，所见所闻跟后来在香港看到的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觉得那些文稿已没有价值，就处理掉了。
4. 阅读带来了反思与转变
“以前我们都崇拜毛泽东，但是到了文革后期，我们已经开始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因为文革初期，你说红卫兵是革命小将；到文革后期，你说我们是黑五类、黑九类，要接受再教育。究竟我们是你的宝还是你的垃圾呢？文革后期我们看到了很多政治思想的书，整个人的认识、思维开始发生改变。”颜纯钩谈了他文革后期思想的转变。
在香港四十年：脱胎换骨 超越梦想
在《香港我的爱与痛》中，颜纯钩提到：“我从小喜欢文学，文革中又参与政治，对思想文化方面兴趣颇浓。”不过，他能够有机会广泛涉猎各种书刊资料，能够一生从事自己喜欢的编辑工作，能够自由地写作、发表文章、出书，不但乐在其中，而且还超越了他对自己的期望，这一切，却是在香港实现的。所以，他会有“没有香港，便没有我的一生”的感慨。
1. 理想是前进的动力
“那时在香港做报纸人工很低，我刚入报馆做校对只有600元，我的同学在工厂做，他们如果加班，基本上有1200-1300元，是我人工的一倍，我妈妈有一段时间叫我不如去做工厂。我跟她说，如果做工厂我就不来香港了。”
颜纯钩继续追寻他的文学梦。
“因为在报馆上班，中间有很多空档时间，工作到差不多，手头没工作我就看很多报纸。那时看很多台湾报纸、香港报纸副刊。半夜下班，第二日早上十点起床，一直到整个下午都无事做，我就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看。做校对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自己进修的时间。”颜纯钩没有进过香港的学校，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勤奋与天赋，自学成才。
2. 坚持写作 即使退稿装满了纸箱
颜纯钩的正业是编辑。他表示：“其实创作都是业余，是自己有兴趣。”
他还记得，初到香港时文化环境还很好，很多报纸都办副刊，刊登了很多纯粹的文学作品。他强调：“有很多文学杂志，是纯粹给你写文学作品，不是写普通的杂文、散文，你是可以写小说的。那时我有空就写，写完就去投稿。不过，投稿后不断被人退稿，退到装满我床底下的整个纸箱，我妈妈说为什么就见你写，不见发表？”
3. 从思想上脱胎换骨 迎来新生
颜纯钩认为，香港的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香港，首先受到的影响其实是人格上的，就是你对社会的看法，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历史的看法，很多都是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观，那部分其实我是等于一种新生，就是旧的东西全部丢掉，新的东西生出来。”
他记得：“在香港有记者访问过我，我说有一套越剧叫《追鱼》，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追鱼》就是一个鲤鱼仙女，去到凡间就喜欢了一个书生，两个人相爱就成亲。谁知海龙王不让她结婚，要将鲤鱼抓回去。鲤鱼就将自己身上的鳞片拔下来还给父亲海龙王，就是欠你的东西我归还给你了。我的脱胎骨其实差不多是这样，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有那么多时间让我改造自己，我觉得改造完也真的有新生的感觉。”
当共产流毒被清除干净后，颜纯钩的创作获得了突破，开始得到了高度评价。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曾几何时，香港被人说成是“文化沙漠”。颜纯钩认为，那是香港人自嘲多一些。大陆反而是，经历文革那么多年，“那里才是文化沙漠，香港不是”。
“台湾的戒严时期，那的文化开放都不如香港，人们接触到现代文学的一些理论、作品，其实很多都是香港过去的，因为台湾当局那时不让民众接触，尤其不让接触大陆五四时代的东西，所以台湾那时的文学虽然出了一些作家，但整个社会其实都是比较沙漠化，不如香港那么好。
“香港反而是最自由的，最令有志于文学的人可以自我发挥的地方。问题是香港本身是一个商业社会，一般文人在这个社会地位不是很高，所以，好像在香港你是文人没什么出色，其实不是的。看社会文化水准，同样摆在70年代来比较，香港人不会比大陆人差，不会比台湾人差。”
对于香港作家继续创作的思考
1. 本土创作不能触碰敏感内容 思想深度会受影响
环顾今日香港，随着港版国安法和23条的实施，言论自由在香港应该说已经结束。《苹果日报》、众新闻、香港电台一一被消失，见证过香港文化的黄金岁月，颜纯钩对与香港本土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怎么看的呢？
颜纯钩认为：“应该都会有些人会坚持。一个地方的文化从很繁荣，一路没落下去，都是有个过程的，所以说现在香港变到完全没人写作了，那倒不会。你探讨人性的东西，探讨一些文化、思想的东西，你不接触敏感政治都还可以的。等于以前你在大陆，虽然政治禁锢那么多，但说几十年间完全无精品那倒不会。
“创作灵感可能一路都会有，但思想性就会差些。因为你没有自由去想问题，你想到这些不行就止步，想到那些不行就又止步，创作的空间在政治边界内，然后你在这个圈内去想问题，你的思想深度就会差些。”
2. 离开那块土地 感觉慢慢会有间隙
这几年，很多香港作家不得已离开了香港。颜纯钩觉得：“出来了的危险是，因为你离开了那块土地，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而且你不是跟那个地方的人一起生活，你对生活的观察就会有些隔膜。如果来了温哥华十几廿年，你反映加拿大华侨圈子的生活可能就行，但你说我还是写回香港，这已经是与香港有间隙的了。”
3. 变换角度继续写香港
颜纯钩表示：“其实现在我都逐渐发现，因为时间长了，时事的东西有时候会重复的。比如你讲共产党，共产党这么多东西讲到都差不多了，它有新的东西我们会再挖一些新的感受出来，但慢慢都会觉得那些理念方面是会有些重复的，你老是写重复的东西就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将来或者我有机会写一些我以前在香港生活、一些文化界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面貌，一些比较自己有感觉的人。那些不一定是作为时事来看，会作为一种人生的记录。”他觉得，虽然快餐文学在当今社会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纯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
《香港我的爱与痛》是写时评的意外收获
《香港我的爱与痛》主要是反送中以来，颜纯钩在脸书发表文章和少量苹果社论的结集。其实，颜纯钩写时评历史悠久。他从70年代刚到香港时就开始写一些政治评论给李怡主编的《七十年代》发表。大概写了一年，后来兴趣转到了文学。
直到“占中”，机缘巧合下，开始“重操旧业”。
“那时戴耀廷，陈健民他们几个宣传‘占中’（占领中环），我有一日在《信报》看到戴耀廷的评论，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违法达义”——违反法律，达到道义。这个概念对我有很大冲击，因为在我们的认识中，违法是不行的。原来比法律更高的是道义。
“他们要占中时，我是觉得有点怀疑的，你把中环的路占了，人家不用上班、不用做生意？这样做对不对？但他这个概念打动了我，我就写了篇文给《苹果日报》，讲我对这个概念的一些认识。《苹果日报》发表了，然后我就开始再写。
“那时因为我还未退休，公司有些左派背景，我不想给公司带来尴尬，说你个总编辑在这里写些这样的东西，我老板见到中联办的人很难交代，我就用笔名去写，一直写到我退休。
“退休之后我就转去写文革长篇，就是中文大学出版的那个文革长篇《血雨华年》。这样又停了，一直到回来温哥华，接着就是‘反送中’，然后我就开始再写。”
在《香港我的爱与痛》一书中，颜纯钩主要是想分享他对一些政治、时事的看法。因为在他的人生中幸运接触到很多品质很好的、有影响的前辈，所以，书的最后的部分，他想跟读者分享上一代是怎样处事、待人，“希望大家都多少可以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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