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纽约报道/中国大陆作家余杰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为期一月的访美活动中于7 月 8 日下午在法拉盛图书馆以“中国转型期的暴力问题”为题作专题演讲，阐述他个人对中国大陆政治转型时如何避免暴力的观点﹐二百民众与会聆听并积极提出问题。
余杰首先以大陆热销报纸“北京青年报”某日一日之内便登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新闻五﹑六条之多为例(为报复拒付赡养费的父亲﹐母亲从5楼仍下亲生孩子﹔因得不到昇迁﹐科长行刺局长和副局长﹔由500万元彩票引起家庭纠纷并导致凶杀等)﹐来透视并说明大陆的现实并非如中国新年联欢晚会那般的莺歌燕舞太平盛世﹐而是死火山爆发的前夕﹐可怕的是大多数人对此还无感觉。余杰并进一步举例说﹐当今的农村人若想改变身份﹐经济上都要付出高额代价﹐其家乡一考生今年以全县第一的成勣考入清华大学﹐但家人却无法承担高额学费﹐最后全村人捐款为他凑足第一年学费的一半﹔农民如走当兵这条路﹐那么为找工作而转志愿兵﹐再从志愿兵找工作的各环节如没有几万元作贿赂费则也休想如愿。
总之﹐余杰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由于两极分化﹑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各种不公而在民间孕育着的仇恨如不改变﹐这种仇恨将成为中国的毁灭因素。余杰说﹐仅仅是批评腐败﹑批评专制已远远不够﹐应作一些社会转型后的前瞻预测﹐他就以下三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余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担当起以民主科学理念教育民众的使命。八十年代他本人曾得益于梁冰雁等一批作家为唤起民众的良知所作的努力。而九十年代后﹐这类作家已鲜见﹐而政治干预文学界使得大陆文坛堕落的现象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已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部电影完全是被政治利用后的一个宣传工具，十年后，它将会成为反映时代文化“水准”的代表作，“人们可以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当时中国的文坛有多堕落””﹐而一系列讴歌清朝专制统治的电视剧也在中央电视台被大肆宣扬。余杰说﹐朱镕基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时﹐曾希望他们成为“群众的喉舌﹑舆论的尖兵”﹐而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却不过是“满清帝国的御用电视台”。
第二﹐余杰认为要避免暴力隐患﹐中国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他说﹐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社会才是真正稳定的社会﹐以牺牲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得到的稳定是“肥皂泡”式的稳定﹐随时可以破灭的稳定。余杰举例说中国的Sars事件表面看是一起医学事件﹐但实际是中国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造成恶果的直接展现﹐海外华人曾乐观期望中政府会通过Sars事件吸取教训﹐在新闻自由方面有个突破﹐但从七一时为各大媒体争相报导的举世瞩目的香港五十万人反23条大游行在大陆所有媒体上都是空白来看﹐大陆新闻自由未有丝毫改善。
最后﹐余杰说﹐避免越来越多的暴力发生﹐大陆要还民以信仰自由。他说﹐美国的繁荣与其宗教信仰自由不无关系﹐而大陆即便是语文课本也会沦为政治教育的工具﹐江泽民的讲话被编入教科书﹐中国现在加入共产党的人并不是他们信仰它﹐而是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诉求。余杰特别指出﹐中共近年一改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转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宣传其实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负面因素﹐因为那不是人所需要的精神信仰﹐中国应允许各种信仰的兴起﹐那将对中国是个良好的润滑剂﹐而压制公民自由则会被永远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回答听众问题时﹐余杰特别提到﹐他此次美国之行的另一主要目的是为“新青年学会”的四君子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正在遭受的迫害而奔走呼吁﹐这件事情他会走到哪说到哪﹕他说﹐四位青年是跟他同龄的优秀学子﹐他们为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指导﹐为农民的孩子免费上课,他们仅仅是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一起思考和写作﹐居然被诬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就在其出国的前几天分别被叛以十年﹑八年的重刑。徐伟在法庭上以头猛撞审判席﹐表示宁死也不愿回看守所遭受警察的非人凌辱。张宏海在法庭上出示脖子上被警察用烟头烫出的几十处伤痕，他的哥哥张宏图在旁听席上失声痛哭﹐他们患病的母亲被隐瞒着这一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7月7日华埠中华公所“万人杰文化新闻奖”颁奖仪式上﹐义卖“拒绝谎言”所得500美元将捐款给四君子﹐以表微薄的心意。他并提到自己现在面对大陆当权﹐不得不以“两只笔”写作﹐一只笔用于写将在中国报刊发表的东西﹐写法要讲究策略﹔另一只笔则用于直抒心意﹐痛快淋漓﹗但这部分写作成果的出版过程却要难于其写作过程﹐如“拒绝谎言”最合适阅读的本是大陆读者﹐但不得不在香港出版。
有听众问余杰﹐既然中国无新闻自由﹑无信仰自由﹐他如何还能在中国高校或前来美国发表这方面演讲。余杰告诉大家﹐他是一个自毕业以来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人﹐中宣部丁关根特别“关照”﹕不许分配他工作﹐为此﹐此后的两年内他都无法落户北京﹐他没有身份证﹐在北京和家乡都无户口﹐北京的人口普查数目中是不包括他的。他和妻子早已举行婚礼﹐但却无法领到结婚证。只是现在的中国在各种腐败之中存在着一些缝隙﹐其实也是腐败的表现之一﹕那就是虽有从上到下的金钱利诱和强权压制﹐但各地官员仍有从满足个人需要前提出发﹐当“利诱”不够或“压制”不利时﹐便会给他这样的人以机会。
会议结束前﹐会议主持人上台告诉大家一位女士请余杰将一张一千美金支票转交正在大陆受难的“新青年学会”四君子﹐这位女士已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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