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4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员康晓光先生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采访时说：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需要变革，而是应该变成什么样子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既有说服力，又有道德上的感召力，既能实现国家利益的追求，又能照顾到公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基本权利——中国领导人没有答案，知识界也没有(七月十八日<联合早报>)。
看来，康晓光把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知识界的水平估计太低，从邓小平1980年倡导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至今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竟都不知道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无法回答变革为一个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实现国家利益和照顾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的问题。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二十多年来，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报告，说的话，国内的大小理论家写过的文章，多的可以用火车装，从中随便找出一两个领导人几次报告和谈话、几个理论家的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里面都是头头是道，已经清楚不过了。这里，我建议感兴趣者读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最近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理论问题”万言长文，是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的。
其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较之资产阶级民主高明的多，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是虚伪的，是统治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一种手段，什么两党制、三权分立，总统竞选都是骗人的。前总理朱镕基就曾嘲笑台湾地区的选举是一场闹剧。
所以，社会主义的中国绝不搞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这是从毛泽东起，历代党的许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复强调的。既如此，所谓政治改革，无非就是在“四个坚持” 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稍作补充而已。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本来就比资产阶级民主好的多，我们不过是通过改革使它好上加好。胡锦涛在他的“三个代表”讲话中说，通过学习落实三个代表，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健全，注意，这里的“更加”两个字，意思很清楚，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健全的，现在只是更加健全罢了，不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字典里，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根本涉及不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变革问题，顶多在一些局部或枝节问题上小打小闹而已。
这就是答案。然而这种答案能解决“人民当家作主人” 的中国民主化问题吗？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说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只是一种字面和口头形式，人民当家作主，公民有言论自由等各种民主权利，在宪法和法律里规定的一清二楚，但平民百姓要真拿到手，何其难也，往往由权势者们的喜怒哀乐决定，人家高兴了，让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家火气来了，不准你说话写文章，当然“鹦鹉学舌”，“统一思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还是可以的。所以，做个顺民，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好说，好办，否则，你说东道西，问这问哪，比方说，你想弄清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文革中小民被无端打死的人数等等，那些掌握内情的官员，不仅不给答案，至少说你别有用心，很有可能抓你个把柄，关进牢房去。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莫说国家大事，就是你那个国有单位里足以影响包括你在内的大家的问题，小小员工也极少有发言权的。
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一种专制制度的掩盖形式，其本质是极权主义的统治。中国领导人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们却说的天花乱坠。他们比起戈尔巴乔夫差远了。戈氏公开承认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所以他的政治改革是从这个根本问题着手。他说：政治改革“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规定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然而，困难也就在这里。那些从上到下的早已处于共产党特权地位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这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是从戈氏本人和苏联共产党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方面说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的胜利者。因为人民的权利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叶里钦、普京，都是俄罗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选举出来的。原苏联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是通过普选的结果。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主要和首先的一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大度和胆量，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会放弃党内的那个官僚阶层的特权，所以他们的所谓政治改革不可能是实打实的。可以断言，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进展，人民仍然处于受官僚们的摆布之中，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仍是叫人观赏的。还是戈尔巴乔夫说的对，“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促使他们高举“三个代表”的旗帜，以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自觉放弃特权，把人民的权利 还到人民的手里。这就必需动摇和变革一些根本的社会政治制度。比如，一党专政制度，一党领导下的协商制度，报刊等舆论工具私有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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