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两年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获得连任，并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两年来，七一回归日，都有数以十万计的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宣泄其对政府的不满，其后更有问责官员请辞。
去年请辞的有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今年请辞的有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和医管局主席梁智鸿。叶刘淑仪是因硬销《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而成为去年“七一大游行”的众矢之的；她在政府撤回二十三条立法之后，以私人理由请辞。梁锦松就因在预算案公布前买车，没有向特首申报，被指涉嫌以权谋私；他于廉政公署介入调查时请辞。杨永强和梁智鸿则分别因萨斯疫潮，需负上政治责任而请辞。
其实，杨永强在立法会专责委员会公布萨斯调查报告之后，并无去意。因为调查报告并没有特别针对杨永强，只点出政府在处理萨斯疫潮中的种种失误，以及各有关医疗机构的过失和责任，只批评他失言，欠缺沟通技巧，需要为医疗体制缺乏危机应变能力，以及医护部门表现未如理想，承担督导不力的间接责任。调查委员会主席罗致光亦说，杨永强罪不致掉官。但报告却严厉地批评卫生署长陈冯富珍，指她忽视广东省爆发的萨斯疫情，延误将萨斯列入《检疫及防疫条例》，阻碍了控制疫情，抗疫表现未能令人满意。
只不过，调查报告没有交代萨斯疫情恶化的原因，但却表扬董特首，说他做得好，处事果断，还称赞他亲自领军，要求所有官员抗疫从严，当中介入解决局长杨永强和署长陈冯富珍之间的分歧，促成落实隔离淘大花园Ｅ座。
这种调查结果何以服众！况且董建华在立法会聆讯期间，又以《基本法》赐予特首的殊荣，拒绝出席应讯，只作书面交代。立法会专责委员会却照单全收，将有关内容写入报告书内。所以，董建华在调查报告发表当天回应说，肯定有某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有关官员当时的警觉性可以高一些。但他维护杨永强说，他“表现称职”，在处理萨斯疫情时，“尽心竭力、积极投入、全力以赴”。
也许，董建华已体察到高官问责制的问题，同情高官有责无权、受制于公务员架构的苦处，因而大力表扬杨永强的贡献。而杨永强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只站出来再次向市民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便是。而身在瑞士做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陈冯富珍就以“事后孔明”来反驳议员的批评，并以香港抗炎表现曾获国际表扬来为自己辩护。
这种高高在上、毫不让步的姿态又何以平息民愤，令萨斯康复者及死者遗属释怀呢？ 结果惹来传媒的抨击，叫杨永强下台，连一向亲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也站在萨斯苦主的一边，向医管局追讨赔偿，向有关官员追究责任。
去年三月，香港爆发的萨斯疫潮，确实是一场大灾劫，对社会民生造成极大冲击，令香港经济蒙受莫大损失，在短短三个月中，一共导致二百九十九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染病，不少人更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沦为”伤残一族”。问责官员又怎可推卸责任呢？结果，杨永强在公众压力之下，只好向特首请辞。医管局主席梁智鸿亦相继辞职。
从这次立法会萨斯调查报告看来，高官问责制确已出现问题。高官有责无权，无兵无将，要靠公务员架构执行政令。政府确有必要修改现行公务员条例，削减部门首长权责，要他们将权力交出，由局长行使，并赋予问责官员权力，任免属下公务员，以避免部门首长拥有某些法定权力，妨碍政府施政，好似在萨斯疫潮期间，卫生署长可有权执行传染病控制及预防措施，而毋须听命于局长的吩咐，以致延误疫情控制，要劳烦特首将分歧摆平。
其实，特首由小圈子选举产生，北京任命，主要官员又由特首委派，北京任命，予人的印象，是犹如北京傀儡，要唯北京之命是从。政府施政失误可以毋须修订，民愤不断加深，政府可以支吾以对，终致特首公信力尽失，政府威信全无。要纠正这现象，非加快港人民主步伐不可，港人自行决定自己政府前途方为上策。普选并不等同独立，香港仍会是一国之下的两制。相信只有普选港府，方会令香港升平，人心舒畅。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