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3日讯】法律产生于情理又维系于情理，把法律条文生搬硬套地轻罪重判或重罪轻罚是违法的。司法机关除暴安良的同时，更需要悲天悯人。
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前副秘书长、国务院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即将升任局级官员的俞梅荪，被安全部门秘密关押。1994年11月10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由女法官张存英宣判的《刑事判决书》，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俞梅荪有期徒刑3年。一个星期后，俞梅荪被押解到位于北京市郊豆各庄的第二监狱服刑。在此后的两年里，曾经从事过10多年立法组织和立法研究工作的俞梅荪，见证了许多的冤狱冤案，他和许多轻罪重判、甚至于无罪重判的狱中难友，结下了生死情谊。本文根据俞梅荪的相关回忆整理而成，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全部属实，特此说明。
一、李树森与阚永田
李树森，1968年生人，一米八的个头，头发有些卷，浓眉大眼、皮肤白净、健美英俊、为人正直。他的父母是企业干部，家中还有哥哥姐姐，家住和平里。80年代末，李树森毕业于北京一家旅游学校的外语大专班，毕业后在丽都饭店的假日旅游公司工作，由于对公司另一部门的工作更有兴趣，已商得该部门同意准备调去工作。本部门的美方经理见他很能干，并且是擅自与其它部门进行联系的，就不肯放行。李树森为泄私愤，半夜里把这位经理的皮箱搬走藏在楼下的花房里，次日经理发现失窃报了案。李树森把此事悄悄告诉给几位同事，警察得到线索后前来破案，他们见其中有包括照相机在内的价值上万元的贵重物品，失主又是一名外国人，就定性为盗窃大案。20岁的李树森因此被以盗窃罪判刑12年。美方经理主动提出撤案要求，警察反而振振有词，说什么法律是无情的，李树森年过18岁，有行为和责任能力，只要东西被移动，就已经构成盗窃罪，因是初犯已经从轻处理，如果上诉还有可能会加重刑罚。
由于当时律师还不普及，李树森认罪服刑没有上诉，他的女朋友很漂亮，也在一家外企工作，起初月月探监，坚持要等他出狱。李树森在狱中积极表现，年年被评选为劳改积极分子，减掉2年刑后依然要坐10年牢，在第8年时女朋友终于失去耐心离他而去。李树森刑满释放后，只好到哥哥工作的公司里打工，是公司有名的业务骨干和工作狂，干起活来夜以继日，只是到了32岁依然一贫如洗，独身一人。
李树森青春躁动的恶作剧，并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实质性伤害，原本是批评教育就可以解决的私人纠纷，却因为司法当局的崇洋媚外而加以重罚，让一个优秀青年为此付出了不可挽回的青春代价。按照俞梅荪的说法：“国家关押一名犯人，每年至少要花费一万元；家庭的付出就更大了。李树森因为一万元财产的恶作剧，竟然坐了10年牢，一个20岁青年的青春年华，每年只值一千元。以人为本的文明观念，与被视为专制机器的司法机关，简直就是格格不入。”
李树森现象在北京市第二监狱里并不是孤立个案，阚永田的案情和刑期与他如出一辙。阚永田17岁时因为一次玩闹性质的偷盗行为被判处12年徒刑，他作案时明明只有17岁，依法应从轻处罚，法官却以判刑时已经年满18岁为由从重判决。俞梅荪出狱后曾找到阚永田的父亲说：“我和你儿子朝夕相处，他对我帮助很大，他可是个助人为乐的大好人！”一句话竟感动得这位70岁老人浑身打颤。
阚永田的父亲抗美援朝时负过伤，后来给周扬当警卫员，复员转业后在文化部干了一辈子保卫工作，当时已经离休。他因为儿子坐牢长期郁闷，从此以后每年都要打电话给俞梅荪家拜年。2001年新年，老人从东郊赶到西城，气喘嘘嘘地告诉俞梅荪：“我儿子表现好又一次减刑，他坐牢已经快10年，眼看着年底就要刑满回家了。”
按照俞梅荪的说法：“我在狱中遇见被判处似是而非的罪名的犯人真是不少，好在这两个不争气的小玩闹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轮流踏上漫漫探监路，常年累月去郊外监狱中探视，幸福家庭的亲情关爱，使他们刑满回家后还能够恢复正常人的生活。狱中还有许多家破人亡的犯人，他们刑满出狱后无法正常生活，甚至于无家可归，很有可能因逆反心理而去报复社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法律产生于情理又维系于情理，警察办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把情理与法理简单对立、把法律条文生搬硬套的轻罪重判或重罪轻罚都是错误的，也是违法的。司法机关在嫉恶如仇、除暴安良的同时，更需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一时胡涂的犯案者予以宽容，给他们一条继续生活的出路，进而缓解社会矛盾。在我看来，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尤为重要。
2000年是北京市政法队伍的教育培训年，全市政法干部中的大专以上程度只有30%左右，在全国排位靠后；其中法律专业毕业的只占17%，警界的学历就更低了，有相当一部分政法干部都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本岗位的知识和能力。这样的队伍素质，其司法水平就可想而知的了。号称是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如此，全国各地政法队伍的素质低下和野蛮粗暴就可想而知了！”
二、轻罪重判殃及家人
丰台区王佐乡的文盲农民康宝，是一个其貌不扬却又心灵手巧的小矮个，他于1994年撬窃当地某单位的财务室，窃得支票一张。几天后，他拿着支票到附近砖瓦厂买砖时，由于支票挂失而自投罗网，被判刑
13年。实际上，他拿着支票并没有买到任何东西，依法应判定为未遂盗窃罪从轻处罚。
康宝坐牢后，他的文盲爱人生计难难，只好带着两个女儿改嫁他人。这位40岁的农村文盲，在俞梅荪任教的囚犯扫盲班中努力学习，学会写家信却没有了家庭。妻离女散家庭破碎，令狱中的康宝悲痛欲绝。俞梅荪出狱前，康宝还有10年的刑期。康宝敬重俞梅荪，每天苦苦哀求，要把离婚时判给自己的大女儿小伟送给俞梅荪当女儿。俞梅荪推辞不掉答应下来，并且把此事写信告诉给小伟。没想到信被狱警扣下，俞梅荪还被叫去训斥一番，说是坐牢的全都是坏人，这样做会教坏小伟的。俞梅荪出狱时被严格搜身，禁止携带狱友亲属的通讯地址，俞梅荪还是把小伟的地址记在了心里。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俞梅荪出狱后不久就专程找到康宝的前妻，她每月打工只有300元，只好把自家的3间房屋以每月100元出租，2个女儿随她搬到20里以外，一起住在改嫁后的男人家里。因家境贫困，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儿失学在家，每天上街卖花挣钱。大女儿小伟觉得俞梅荪不是好人，不愿意理睬他。俞梅荪无奈，只好留下200元钱离去。俞梅荪事后专门去监狱向康宝交差，康宝的一片苦心落了空，一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孔深深地印在俞梅荪的脑海中。
2000年9月1日清晨，俞梅荪在睡梦中被惊醒，是康宝的前妻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改嫁的那个男人无力负担母女3人的生活，已经再度离婚，小伟正在读职业高中的计算机班，今天是第2学年的开学日，2000元学费还没有着落。俞梅荪的母亲立即拿出钱，让俞梅荪骑自行车赶快送去。见面之后，康宝的前妻告诉俞梅荪，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和小伟的上学，她正在联系卖房子，大概能卖一万元钱，一旦有了钱就归还2000元的欠款给俞梅荪。俞梅荪劝告她说房子不能卖，不然康宝回家后就没有了去处，欠别人家的钱也不必急着归还，他以后可以继续资助小伟上学。一个月后小伟来信，怯生生地探问能不能再资助1000元钱的计算机机时费，俞梅荪马上寄去了汇款，他当时正好在一个研究机构参与法治课题的研究，每月能有一点微薄收入。
又过了一个月，俞梅荪接到小伟母亲的电话，得知小伟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前5名，还得了60元奖学金，她不准备卖房了，要等康宝刑满后复婚。俞梅荪以微薄之力，挽救了在厄运中沉沦的一个家庭，他觉得很是欣慰：“康宝为防止女儿失学的良苦用心终见成效，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有报道说，刘青山、张子善的子女都由国家培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康宝的小女儿还是失学了，这种现象严重违犯了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法》，及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实施细则》，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法》远比《刑法》更重要啊！”
三、家破人亡的杨军
睡在俞梅荪上铺的英俊小伙子杨军，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在狱中坚持自学，已经通过全国高教自学考试几门单科的统考。1988年杨军只有18岁时，和2名同学结伴旅游，在杭州花光了钱，半夜里便去偷盗商店的钱物，就这样一路玩耍一路偷窃，周游了一个多月，最后在天津被扭送到公安局。总价值不过2万多元的团伙偷盗案，被定性为流窜作案，情节严重，数额巨大，遣送回京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一场玩闹竟招来杀身之祸，杨军于绝望中几次自杀未遂。
杨军拿出保存多年已破损不堪的判决书向俞梅荪请教，俞梅荪仔细阅读后发现，判决书中对于这样一个死罪案的犯罪事实的叙述和认定过于简单，审判长竟然就是以从重从严著称的女法官张存英，她也是俞梅荪冤案的审判长。俞梅荪后来又发现，狱中好几位轻罪重罚的重刑犯人，都是由这位女法官张存英审判的，时间跨度长达10多年。这些10年之前的重刑犯和刚入狱的重刑犯被关在一起，经常切磋交流各自的案情，并向俞梅荪咨询法律问题。同室中的另一狱友张树森说到情急之处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俞梅荪感同身受，却又只能抚慰劝解：“依法你们确实是量刑不当，不过现在也只好熬满刑期，等出狱之后才可以找张法官理论。”狱友们同仇敌忾地说：“等到一、二十年后，这位张法官可能已经退休，那时我们一群人只要在她面前一站，不用说一句话就能把她吓死！！”
杨军的父亲本是一位国企厂长，母亲是工人，姐姐已经出嫁，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父亲病故前，曾经把照顾小弟的责任托付给还没有高中毕业的杨军，杨军没多久却成了一名死囚犯，想到父亲的临终嘱托他总是追悔莫及。俞梅荪出狱时杨军坐牢已经8年，家人已经两年没有了音讯，他日夜思念，望眼欲穿，觉得自己被家人遗弃了，拜托俞梅荪帮助联系。俞梅荪出狱后按照暗记在心中的地址，找到丰台路北大地3里12号楼，没有见到杨军的家人。居委会主任王淑英大妈告诉俞梅荪说：“杨军的妈妈已经发疯，整天在外面乱转，出门不知道回家，好多次走失后被人送回来。每逢重大节日和全国人大、政协的两会，为了治安和市容，派出所就把她收容起来。杨军的弟弟也犯了盗窃罪，被判刑后送到茶淀劳改农场。他的姐姐有些弱智且已下岗，靠当工人的丈夫养活，生活也很困难。杨军的女友早已出嫁。”王大妈还介绍说，杨军从小品学兼优，不知怎么竟犯了这么大的罪过。她希望俞梅荪能够设法让杨军早点回家照顾母亲，这样还可以减轻居委会和派出所的负担。俞梅荪听后仰天长叹：“作为死缓犯，杨军实际坐牢25年才能刑满出狱，10年之后才有可能回家。尽管刑法第81、82规定了各种可以假释的条件，但是只能花钱托关系才能办得到。按照我在监狱里了解的价码，每提前一年出狱，需要1万元多元的贿赂费用，要让杨军假释出狱，至少需要十几万元，而且是花了钱也没有十分把握，这对普通百姓来说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临走时，俞梅荪托王大妈转给杨军姐姐100元钱，作为请她去探监的费用。时隔一年后俞梅荪再次到杨军家探访，在王大妈带领下见到了杨军的妈妈，只见她蓬头垢面，脏兮兮的衣服裹着瘦弱的身躯，目光阴冷呆滞，样子非常吓人。她颠三倒四地告诉俞梅荪，她没有儿子，她的儿子已经死了，并且战战兢兢、绘声绘色地说，有人要抓她，她要躲起来。杨军家的厨房里只有一碗冷饭，没有任何的油盐酱醋和蔬菜，水龙头大开，哗哗流水，杨军的妈妈不让关，说是有人在水里下了毒，要害死她，所以让水龙头常年累月地日夜流淌。为不影响整座楼房的总水表的运行，居委会另给她接了一根专用水管。参照杨军家的水龙头流速，俞梅荪曾把家中的水龙头打开至中速，每分钟的流量为7至10公斤，24小时为10至15吨水，一个月为300至450吨，一年为3600至5400吨，相当于3至4个游泳池的水量，每吨水费1.60元加排污费0.40元共2元，一年为7200至1万元。一个分摊下来仅仅偷窃了不足8000元财物的重刑犯，带给家庭和社会的连带损失该有多么沉重啊！！
面对杨军的母亲，同病相怜的俞梅荪热泪盈眶，心如刀绞。作为一个资深的法律工作者，他又羞愧难言，无地自容：难道这就是司法惩罚与监狱改造的目的吗？法律的精神与宗旨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该这样啊！！在王大妈的帮助下，俞梅荪与杨军的姐夫通了电话。杨军的姐夫一年前就收到俞梅荪留下的100元，他不仅没有去探监，反而不耐烦地厉声质问：“你为什么多管闲事，居心何在？！”
杨军后来被转到湖北襄樊监狱服刑，俞梅荪经常和他通信并寄赠钱物，信中从来没有告知实情，好在杨军并不追问，把俞梅荪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据俞梅荪介绍：“狱中的服刑者喜欢深情地高唱郑智化的《水手》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梦。’然而杨军一旦出狱，发现自己家破人亡梦想破灭，绝望后的犯罪必将是极其疯狂的。他的出狱，对已、对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我不敢想下去，甚至不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活着走出监狱……”
1998年11月，俞梅荪在全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听说一位律师说，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张存英法官准备当律师。2002年，俞梅荪在中国律师网上查到50多岁的张存英在某律师事务所任职。张思之先生听俞梅荪说起此事大吃一惊，当即要俞梅荪陪同自己前去会一会这个所谓的“律师”，因为这位国际闻名的大律师多年来屡屡败在这个恶法官手下。2004年初，俞梅荪从律师网上查到张存英又换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记下其地址和电话却迟迟未成行。俞梅荪想，如果见到张存英，必然会与她理论当年《刑事判决书》中的种种违法判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怒火燃烧中极有可能把她打倒在地，甚至于要了她的性命。为避免再惹祸端，他只好委曲求全、忍辱作罢。
迄今为止，俞梅荪的狱中难友虽然陆续出狱，像康宝、杨军这样狱中含冤的受害者还大有人在，俞梅荪每年都要以亲友身份回北京市第二监狱去探监。
200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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