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读了《民主通讯》转载的刊发于《观察》的署名淮生的文章《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我陷入了深深的沈思。该文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又严峻的课题，我沈思，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既不能感情用事，又不能不感情用事。民主运动要使中国摆脱专制轮回的怪圈，要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合理良性的回圈，就必须拒绝大范围的破坏、大规模的暴力。而对占全民族人口85%的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层工人的严重歧视和任何忽略，就很有可能使艰辛的努力付之一炬，使残酷的暴力卷土重来。
1927年4月12日发生在上海的事件，1927年7月15日发生在武汉的事件，以及这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剧变，尽管其中的内幕错综复杂，是非众说纷纭，但也充分显露出工农及他们的代表一方：共和与北伐的成果无法分享，呼吁和提出的诉求无人正视。他们最终在一场政治博弈和利益较量中选择了比对方更大规模的暴力，并用邪恶的理论来装潢这场暴力。华夏民族又一次陷入枪林弹雨、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爆发的嗜血成性的“十月革命”被称为俄罗斯大地上的“幽灵”。可这场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19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期，反而发生在斯托雷平1907年改革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查阅一些负责任的可信的书籍和资料，我渐渐地清楚：斯托雷平的所谓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过是皇戚、贵族、精英三位一体、相互包庇、对社会权力和财富又一次疯狂占有和掠夺而已。这场改革是极不公正、极不公平的改革，大多数中下层国民并未从中充分受益。因此这场改革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又在社会中下层积聚了巨大危机。而同一时期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由默不做声到迅速沈沦到态度暧昧到同流合污，放弃了应负的社会责任。“十月”的厄运由此降临。
25年前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有个良好的开端，就是因为关注了广大的农民。包产到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都是自己的”，虽然对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阻碍，却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当时的中国确是一片片希望的田野，农业丰收、工业增产、文化繁荣、思想活跃，小阳春景色迷人，一派祥和气氛。可眨眼功夫，春光已不再，改革的真谛暴露无疑：为一党之私利而改革，为权贵之私利而改革。自从上世纪90年代所谓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以来，广大农民（和部分城市工人）一下子被沦为二等公民，进城务工、层层设栏，摊派繁多、名目巧立，谷贱伤农、他们心酸，计划生育、他们受气。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许多所谓的知识份子精英们，有头有脸的文化人们，无视社会的不公，背叛人间的正义，出卖自身的良知，无耻献媚，粉饰太平，为的是“与时俱进”，分一杯羹。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不是知识份子。我当然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知识份子的定义：以思想为生活的人，同时是所在社会之批评者、现有价值之反对者。可淮生的文章同样也在拷问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知识份子的良心：拿什么奉献给他们，占全民族85%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层工人？
精英政治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不要以为发动群众就会使目标和取向发生偏移。暴力，是把民众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厮杀；民主，是把民众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平等。不要因为拒绝暴力就不去发动民众，看不起民众。同样不要以为在精英中放弃了革命理论，革命就不再会到来，暴力和破坏就不再会发生。对于这85%的人群，我们必须关注他们、尊重他们、善待他们。不错，他们没有地位、实力，没有话语权、决策权，可他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群体。真正绝望的时候，他们可以翻江倒海，他们一起跺一跺脚，足以使中国这艘在汪洋大海中倔强航行的破船同归于尽般颠覆。
民运人士作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知识份子的一部分，为了民主的目标，为了民族的福祉，应该正视和思考淮生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王彬彬说：“如果说一个坏政府在它开始改革时容易爆发革命，那麽当这改革极不公正时，社会大动乱式的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
拒绝暴力——社会的变革就不仅应是创新与理智的，而且应是公平和公正的。
拒绝暴力——社会变革中的知识份子就不仅应是社会的头脑，而且应是社会的良心。
2004年8月30日
（感谢苏文《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一书对笔者写作本文带来的启发）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